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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袁树觉得礼制之类的东西真的很无聊，又繁琐又浪费钱财，除了彰显阶级差异，并没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随着他对汉末社会的逐渐了解，便意识到礼对于这个古典国家的重要性。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门小户平民百姓，整个社会都离不开“礼”。
大到皇帝即位、皇后册封，小到平民之家婚姻嫁娶办丧事，礼是一点都回避不了。
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现代。
现代人结婚、办丧事需要一定的环节，公司开业、个人搬新家、买新车也都要搞一些小环节，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
当这些东西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便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包括对政治、经济方面，也会有莫大的影响力，稍微有些变动，都会引起社会震动。
所以，后来的王朝都会有一个“礼部”，且地位往往都特别崇高。
比如明代资深大臣进入内阁之前，都要先进礼部做礼部尚书熟悉朝廷礼制，然后才能进入内阁成为“阁老”。
在汉朝，因为秦火导致的礼制记载不全，以及今古文双方的明争暗斗，使得一些礼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能够在礼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理解和声望，对于个人地位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杨彪就非常直接的选择了讨论礼制问题。
在这个议题之中，所谓三年之丧，指的是服丧期。
一般来说，正常人家、官宦人家有了丧事，子辈会有三年丧期，三年之内要穿破旧的衣服，住在父母坟墓旁边，吃素，不准有娱乐活动，以此表达哀思。
而放到国家层面，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之后，要不要也搞三年丧期，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最开始据说是有的，但是后面考虑到太过于耽误国事，所以又有了各种放缓的规定，比如让新皇帝服丧七天意思意思，接着就恢复原样。
但是所谓三年国丧毕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礼制，自己关起门来怎么搞是自己的事情，放到公开场合甚至是外交场合，要不要遵守、三年之内搞不搞事情，在春秋战国和汉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当这个问题撞上了卿出聘之礼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新君即位，往往需要遣使外出各邦交国搞外交活动，告诉这些邦交国自己这边换了老大，新老大是谁谁谁，我们互相之间熟悉熟悉，继续过往的友好，不要生分之类的。
这对于一国新君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直到现代，一个国家的新任领导人上任之后，也会在任期的开始就出国去到重要的邦交国访问，交代一些事情，这几乎是惯例。
但是在这个时代，就和孝道礼制扯上了关系。
你老爹死了，你大张旗鼓派人出去告诉别人你老爹死了，你当了新老大，让人家和你亲善，这是不是有违孝道？是不是不太尊重死人？要不要三年之后再说这种事情？
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乎孝道和国家颜面的重要礼制议题。
在这个议题上，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今文学派认为三年之丧不可以使卿出聘，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可以。
放到眼下，杨彪就秉持今文学派的看法。
他引用公羊春秋的意见，反对左氏春秋的看法，表示道：“三年之丧，不得使卿出聘，若出，有违孝道人伦。”
杨彪出招了，袁树当然要接招。
“按照周礼，诸侯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乎古礼，何难之？”
袁树的意思就是，按照现今流传下来的周礼规定，诸侯之间的交往，每年一次的称为问，每隔几年一次的称为聘，新君聘问他国或者他国来聘问称朝。
这里头没有说过三年之丧不允许诸侯之间互相邦交问候的规矩啊。
杨彪还是摇头。
“古之贤王以忠孝治天下，三年丧期未出而行事，有违人伦，当为不孝。”
袁树并不退避。
“左氏云，继位者，既葬除丧，丧期当以下葬之日为限，下葬之后，便可除丧，行政事，如若不然，三年不行政事，岂非天下大乱？”
杨彪继续辩驳。
“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天子遣毛伯来求金，但是春秋经记载中并未承认这是王命，说明春秋不认可三年之丧可使卿出聘，左氏所言，谬矣！”
袁树笑了笑。
“春秋之所以不承认这是王命，是因为襄王未正式下葬，只要没有正式下葬，就算过了一年，也不能认为出了丧期，宣公十三年夏四月，齐惠公卒，冬，新君便遣使访问鲁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彪立刻开动大脑全力思索，找寻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左思右想拼命检索，也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袁树看杨彪涨红了脸使劲儿思考而不得的样子，也不惯着他，继续进攻。
“树以为，只要葬礼完成，就算没有超过年限，也可以派遣使臣外出访问诸国，古人云入土为安，下葬之后，死者既安，寻常人无大事，可服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为国操劳，不可有三年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