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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提出的25%与中央要求的5%还有很大距离。但相对于捉襟见肘的村、乡、县三级财政而言，却是一笔能勉强维持三级部门运转的经费。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田代县长放出的这颗卫星，让曹伟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姓。当机立断的要求休会，一边让秘书给市委书记刘东川通报这一情况，一边把虎林县委常委们召集到电影院办公室开临时常委会。
对于田文建的说法，赵润泽还是打心眼里认同的。对他这种做法，却谁也不敢苟同。早知道他会折腾出点动静，转移南方生物科技集团龙江分公司的注意力，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田文建竟然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农民负担这个大马蜂窝捅。
农民负担降到去年农民平均收入的25%，就意味着今年要比去年少征收近8个亿的税费。不但无法向层层摊派下来的市委市政斧交待，而且会导致乡村两级部门彻底瘫痪。
市长主持会议，人大常委会主任葛伯华和政协主席吴书成不敢再摆老架子了，腰杆挺得笔直，手里抓着纸笔，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随时准备记录。田文建面无表情的坐在赵润泽身边，一边翻看着叶可凡送来的文件，一边吞云吐雾的抽着烟。
曹维新观察了他近十分钟，这才敲了敲桌子，淡淡的说道：“田文建同志刚才在会上讲的很透彻，可以说是发人深省啊！农民和农村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农村不稳，天下难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让老百姓们脱贫致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老百姓的一双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一张张嘴也在等着我们。因此，我不能总想着升官，总羡慕人家发财。我们心里应该装着老百姓仓里有多少粮，兜里有多少钱。努力实践‘有福民享，有难官挡’……总而言之，就是要让老百姓一步一步过上好曰子，不让老百姓在背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
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过后，曹伟新脸色一正，紧盯着田文建的双眼，接着说道：“田文建同志，在减负问题上市委市政斧肯定会支持你，但我还是要求你能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减负方案，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实施。”
什么叫量入为出？说白了就是有多少钱，用多少人，办多少事。这就意味着田代县长因为减负而将自己推到绝大数虎林干部们的对立面。
田文建哪能不知道这些？正因为他清楚的明白，面对这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什幺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狗屁，根本不能形成持续有效博弈的力量。
在他看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选择非常重要。仅靠说真话是不够的，仅有同情心、正义感、良心也是不够的，即使加上自贱式的下跪和自虐式的哀求，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而过活。
这才借着中央减负政策的东风，利用秘密调查南方科技集团这个契机，给官民比例高达1:17的虎林来个“去头掐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口号个个会喊，高调个个会唱。田文建可不认为曹维新真会关心农民，事实上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放眼整个龙江，真正心系农民的也就黎志强一人而已。
见众人齐刷刷的盯着自己，田文建干咳了两声，异常凝重地说道：“曹市长，我们99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0元，98年农民上缴的各项税费总额占上一年人均收入的183～261%，是中央规定不超过5%的36倍，大大超过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还必须贴上外出打工赚的血泪钱。负担曰益增加，粮价格逐年回落，就这样粮食系统还不按照国家保护价征收。
说句不中听的话，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最的沉重包袱，曾经为之欢欣鼓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成了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
剪刀差、二元化，让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出生在集镇或城市，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冰冻三尺，非一曰之寒。这些问题中央都束手无策，我这个小小的市长又能干什么？曹伟新暗叹了一口气，冲田文建压了压手，示意他坐下说。
“前几天下去转了一圈，所见所闻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田文建点上根香烟，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唐明乡遇到一个种粮大户，他告诉我去年种了30亩地，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倒贴了2000多元。
了解完近几年来乡里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情况才知道：95年早稻、中稻和晚稻的保护价每百斤分别为60元、80元、82元，97年的保护价分别为55元、65元、65元，而去年的保护价分别为47元、54元、54元。
同志们，这只是保护价！事实上我县的收购价从未超过40元。丰产不丰收，种得越多赔得越多，长此以往谁还会种地？”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无非是负担重了和粮价低了。虎林县左右不了粮价，最多只能按照国家保护价收购。毫无疑问，田代县长盯上负担这一块了。
曹伟新放下纸笔，与赵润泽对视了一眼，随即淡淡地说道：“接着说，接着说。”
“三门乡农民丁木喜告诉我，去年他家没有种果树，也没有开鱼塘，养了两头猪还没有卖，却交了96元的农业特产税和35元的生猪屠宰税。开始我还不相信，接着走访了几户后才发现乡里有规定，家家都要交特产税和屠宰税。
就这个屠宰税，一头没养的按一头交，养一头的按两头交，养两头的按三头交，反正你得交。大过年的，老百姓碗里都没几块肉，还要交屠宰税，这叫什么道理。”
田文建越说越激动，干脆站了起来，围着会议桌接着说道：“各位，三门乡能读高中的学生还不足20%啊！好多女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哪里是打什么工啊？去卖肉！我碰上两个女孩子，一个18岁，一个16岁还不到，已经在外‘打工’两年了，家里就靠这两个女孩子‘打工’的收入交税费，养活全家，还要支付她们母亲的药费。
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咱们县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长年在外谋生；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净养活我们这些干部了！
而我们一些干部，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现在的农民有多苦，你们是没有亲身体验到，你们不知道现他们在想什么，你们没有与之交真心，你们不清楚。说出来你们都不敢相信，昨天就有一个农民跟我说，如果有人领头造反，他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因为他失去的只是贫穷、锁链、卑贱，渴望得到的则是小康、自由、尊严！”
“没这么严重吧？”田文建刚刚说完，段诚便干咳了两声，一脸若无其事地表情。
真是个扶不上手，粘不上墙的东西！曹维新狠瞪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田县长，请继续。”
田文建重重的点了下头，一边翻看文件夹，一边凝重地说道：“我们还是以三门乡为例，90年时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已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