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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后人的角度,再来看这场关系明清双方最终命运的松锦大决战,明朝之所以败得这么惨,其实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来看清朝方面,皇太极在李啸扫灭金州、斩断清朝龙脉,以及活埋了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极都坚定的不为所动,死死地盯住最终目标,就是要夺占辽西,消灭那十三万明军。这战略目光和坚忍毅力,连死对头李啸,都不得不为之佩服。
而在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对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以已之长攻敌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诱取明军主动来战,最终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
而对于明朝来说,这次松锦大战失败,后果就实在是太过严重了。
此次战役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便是盲目催战。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
第二点,便是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
第三点,则是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第四点,则是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
以上四点,最终导至了明朝在辽西的悲惨结局,自天启至今苦心经营的防线毁于一旦。
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
京师大震,王朴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处以死刑,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
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在此次战役中,虽然明军由于上层指挥的失误而遭遇惨败,但广大明军将士“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蹈海死者以数万计,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时人谈迁评价道:“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
《皇清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
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师,乾清宫。
皇帝象一个木偶一样,呆坐在龙椅上,仿佛一名耗尽了全身力气的人一样,瘫坐在龙椅上。
又败了,又是一场地惨不忍睹的彻底大败。
十三万精锐,就此彻底折损,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关外仅剩孤城一座,而诸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文臣武将,大批降清,让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实力,更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崇祯几乎恐惧地想到了,在这些精锐大军被清虏彻底消灭后,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无人能制了。
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杀的前礼部尚书,号称杨阁部的杨嗣昌。
崇祯暗想,也许,杨嗣昌在的话,一定会极力劝阻自已不要去兴兵救援锦州,以至十三万精锐大军全军覆灭。
这一刻,皇帝突然老泪纵横。
他不会知道,在崇祯十七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崇祯皇帝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
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