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北上追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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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这面旗帜后,张献忠的脸色愈发凶恶狰狞,他大吼一声,冲过去将这面旗帜狠狠拔出,用力地在膝上一磕,喀嚓一声,折起两断。

“敢灭我定国儿部,狗入的李啸,吾誓取汝命!”张献忠吼声如雷,他扭头向人群中喝道:“可望!这山东单县,却是在哪?!”

一个身材高大,面皮白皙,甚至还颇有些书生气的少年军将,从人群中挤出,向张献忠颤颤地一拱手道:“禀义父,单县在山东南部,好象与河南归德府交界,离庐州却有数千里有余。”

“那我军明天便出发,追随那李啸军兵马踪迹,尽快赶往山东单县,抢回定国!”张献忠近乎狂躁地喝喊。脸上愤怒之色,让旁边的一众军将望之心颤。

孙可望脸上闪过一丝微不可见的嫉妒神色,随即拱手应道:“谨遵义父之命。”

很多小说中,总把张献忠写得一个没有人情与理智的恶魔,其实,我认为,这些作者还是低估了人性的复杂。

张献忠对百姓,对手下军兵,甚至对自已的妻妾子女,都可谓是残忍恶毒,相当狠酷。唯独对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四个义子,却是爱护颇多,相当看重。

明史记载,当了大西皇帝的张献忠,在出川抗清前,曾自行摔死幼儿,砍杀妻妾,把正在旁边观看的孙可望等人吓得面如土色,以为得了失心疯般的张献忠,接下来便要杀自已。却没想到杀妻杀子的张献忠,却用一种郑重的语气对他说道:“此去抗清,生死难料,故除妻妾子女以绝生念耳。若吾死,尔等速速归明,明朝缺大将,必重用尔等。”

绝境逢生的孙可望等人,听闻张献忠这般话语,方感泣下拜。后面张献忠被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手下白摆牙喇精兵射杀,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皆遵其之令,最终归降了南明朝廷。

而在这四个义子中,张献忠最为看重的,便是李定国。

李定国武艺出众,有勇有谋,展现了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才华与统率力,李定国的卓越才能,让张献忠极为欣赏,曾有多次,张献忠都打算,若自已死后,便把基业交给李定国统领。

张献忠这名养父,对李定国的偏爱,让四大义子之首的孙可望嫉妒不已。

孙李二人的纠葛恩怨,最终在投降南明后全面爆发,两人反目成仇,互相攻杀,这两位南明倚国之臣的内斗,终让清朝坐收渔人之利。而南明则一蹶不振,最终走向灭亡。

张献忠只休整了一天,便收拢全部军队,沿着李啸撤退的路线,一路追杀而去。

而李啸军,在返回滁州府后,便再未沿来路去淮安府,而是直接北返,沿临淮、凤阳、宿州、再入河南归德府永城县,再北上夏邑,渡过黄河,便返回单县铁龙城。

李啸选这条线路,却是深思熟虑之结果。

现在李自成、扫地王、太平王等流寇,皆早已返回河南,故整个凤阳府无甚流寇踪迹。而等李啸军进入河南归德府地界时,李自成他们早已到了豫西,故根本不会给自已造成威胁。

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李啸军才可能尽快地行军返回,从而让后面的跟着自已脚步追杀而来的张献忠部,难于迅速赶上。

只是饶是如此,相比李啸军,流寇骑兵众多,行进速度更大,如果李啸军没有任何延缓张献忠部前进步伐的方法的话,那么,李啸军到不了河南地界,还是会被张献忠部赶上。

张献忠部还有四万余多兵马,真要与李啸这五千兵马野战的话,李啸十有八九还是要打败仗。

李啸的手下也想到了这点了,在快速行进的路上,他手下多名将领面带忧色,心事重重。

这些人中,只有李啸知道,虽然自已这般无援无依的匆匆赶路,却有一支兵马,最终会为李啸军赢得宝贵的阻延时间。

这便是穿越者的优势。

因为这支兵马,就是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的杨一鹏,从淮安带过来的五千兵马。

当李啸军刚刚从一片残破的凤阳旁经过,北上宿州之时,杨一鹏的兵马,刚刚赶到凤阳。

当时,崇祯依据温体仁的计策,调动杨一鹏的淮安兵马,骆举的睢州兵马,邓玘的信阳兵马,

张国维的应天府兵马,总共四路兵马进援凤阳,结果,因为流寇行进过快,当这四路兵马,均还在路上之时,流贼大军就已攻克并血洗凤阳,让四路明军白跑一趟。

结果,得到凤阳沦陷的消息后,其他三路兵马,皆已退回,只有杨一鹏的兵马,继续向凤阳进军。

杨一鹏没有选择,因为他兼了凤阳巡抚一职,凤阳失守,他绝脱不了干系。现在他能做的,便是继续赶赴凤阳,看看能不能尽可能从这座几乎被烧成白地的城池中,挽回一些损失。

杨一鹏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自已能做好善后工作,朝廷将来追究的话,也可以尽可能减少一些罪责。

杨一鹏现在率军赶往凤阳,因为了解到了流寇已经统军南下的消息,他心里没有原先的恐惧,却有了更多的苍凉感觉。

作为凤阳巡抚的杨一鹏,当然深知中都凤阳,在崇祯皇帝心中的份量。

凤阳在明代,乃是太祖“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这儿,称为皇陵,而朱元璋自己,因为少年时代在凤阳城外的龙兴寺当过和尚,与这座城池也颇有渊源。因此,凤阳被朱元璋钦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

只不过,在这凤阳地界,尽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葱翠雄伟的山陵,养尊处优的守陵太监和地方官员,但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事实上,这些条例,除了朱元璋一朝外,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而到明朝晚期,凤阳当地的境况,更是日渐恶劣。

自从这里出了个朱皇帝后,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凤阳的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随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而最令人可悲的是,这些普通百姓的疾苦,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朱家皇帝的同情。

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发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

应该说,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在又有太祖谕令的情况下,蠲减凤阳的赋税,应该是最正常不过,也相当合理的事情。可是,崇祯皇帝却并不同意,反而严词训责钱士升危言耸听,并说自已“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这类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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