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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天格外热。三月末母亲便已担忧起粮食的收成, 屡次垂问司天监，又令各相关衙司各自做好旱灾的部署。以往朝廷倒也不是不这么做, 只是从不敢将这等天象忌讳之事列在明处, 今年母亲忽地挑明了问, 倒颇令大臣们议论了一阵子，不过这并非母亲今年所做的头一件革新事, 自三月拍卖之后，母亲不知被触动了哪根心弦，先是再四下旨广开言路——不是以往那些准许风闻奏事之类的旨意，是正正经经的“求贤问事”，接着是正式命崔明德主持堪舆图测绘、直接汇报于母亲而非事事先报知宰相——这虽非女子头一回主持官事，却是头一次任由女人主持政事，然而因崔明德之前表现卓异, 且堪舆图这事又多少涉及枢机私密，因此除了李昭德上疏抱怨了几句之外，并无甚异议, 次后母亲又命改木兰骑为奉宸卫，分内外二卫, 内卫以尚宫贺娄氏及尚服李氏率后宫妇人有勇力者为之，一应供奉悉如从前之木兰骑——木兰骑中人至今剩下不过百数，择其优异年壮者入内卫为长上, 余人各选任掖庭职司，并优给钱帛、厚加养赡，外卫以高金刚领之, 选内侍及禁卫中年少有力者，在宫门置衙署，屯驻宫中，圣驾出行，除禁卫之外，在内宫则以奉宸内卫扈从，出内廷则以奉宸外卫随侍，又另选禁卫中年少且骑射俱佳者，扩羽林百骑至五千人，全是骑兵，号为万骑，以为常备之军——我藉此向母亲建议，是否可为万骑专门配一批有专长的人员，有攻城健锐，有谍报斥候，有工兵、卫生兵和火头兵，母亲虽未准许，却下令太医署下学生及官府匠人，若能自愿投羽林军效力，则按效力年限给年资三至九转不等。
经母亲数年平衡，诸武之势力已渐消了下去，武承嗣老老实实地编他的书，提拔了许多名不副实的文人，武三思为春官尚书、下面却有李元素这个宰相侍郎，武攸宁为冬官尚书、下面亦有一位宰相侍郎杜景俭，来俊臣倒还与他们来往密切，但此人近些年颇失了母亲些信任——数年前他曾想一次诬告狄仁杰等六位重臣，谁知狄仁杰面上屈服，暗中却以血刺字，经家人进献母亲，得蒙召见，面陈冤屈，于是六人皆只贬官流放，其后母亲念及狄仁杰之敏才，又将他召回都中，虽未拜相，却委以天官侍郎，又时常召对，甚是倚重，李昭德拜相后又多次打压其党，因此这一年间，未再闻三品以上而遭株连者。
而今是证圣元年，母亲登基已有十年出头，比起登基初的频繁更换宰相，近三数年的朝局出奇地稳定：宰相中权最重者一直是李昭德，其余又有娄师德、杨再思、豆卢钦望、韦巨源、苏味道、杜景俭、陆元方、姚璹、李元素、王方庆等或知政事、或掌权要，这些人中，豆卢钦望和杨再思与我颇有几分往来，算不上极亲近，但日常说话总有投机之处，娄师德、韦巨源和苏味道乃是老油条，见谁都是笑，见母亲时命我参与议事，便也常将一些不决的小事来与我商议，王方庆是实干之人，只要事有可为，便不大反对，反倒是余下几个以李昭德唯马首是瞻的宰相，对我虽不冷不热，面上总还过得去。
于我而言，今年可谓是情势大好，一则母亲锐意求变，二则母亲做这些事时，颇咨询了些我的意见，近来又命我回去再想除去奉天局之外，朝廷是否可再开旁的类似产业，以资国帑。
记得前世有一句不知源出何地的格言“得意时总须防失脚”，这句话用在我这里真是恰如其分，上半年我春风得意，到了七月，却遭了大失脚，先是李旦出阁，母亲终于想起自己还有李氏这边的亲眷，下令诸孙一次全部出阁——却不是封王之藩，而是在宫门之外、里坊之中修一处大宅，内列十数小宅，将李彬诸子、李晟二子及守礼全部迁至此宅，名为居住，实则软禁，内中之人无制不得外出，外人无制亦不得进入，接着便是冯永昌这厮为迎合于我，弄虚作假，将一个善堂大操大办，不但我的一切初心都变作了官样文章，还惹来了洛州长史不满，上疏弹这善堂名不副实、越俎代庖。我倒不怕这弹劾奏疏，毕竟母亲与我心里都清楚，善堂之立，颇动了地方州县的利益，洛州长史为都中实际长官，借题发挥是应有之义，我所不安者，却是所有人对此事的态度。
当日之事我所不满者有三，一是冯永昌弄虚作假、雇买人员虚张声势，一是冯永昌将所有受赈济之人的名字都列示乡里，又命他们一个一个上前，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接受微薄的恩赐，一是冯永昌为遵形式，命这些贫苦人自清晨活生生候到了正午。而其他所有人所唯一关注的，却只有那些市井无赖误将我当做天使、山呼万岁的事。
我倒不是说这事不重要，我自己也吓得不了，当日便特地进宫，单独向母亲禀报了此事，一五一十，毫无遗漏，母亲笑着打趣了我几句，再半敲打半关怀地吩咐日后不要作如此简朴的妆扮便轻轻带过，对我提议的罢免冯永昌之事不但不准，反而还夸他“办事尚算忠心”。
出来和裴兰生提到此事，她则敦促我追查此事背后有无主使、是不是有人蓄意攻歼于我，独孤绍听说这事，跑来半是关心、半是打趣地问了一圈，我向她抱怨，她却反而来安慰我，说这是官场惯例，习惯便好，崔明德是最严肃的，自独孤绍那知了消息后，悄悄寻了我道：“万事办得周全的乃是贴心的臣子，却非亲近的儿女，有些小纰漏、小差错，在父母眼中反倒更可爱。公主只消做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一切自然有陛下做主，不必忧心。”——没有一个人问起善堂的赈济到底怎么样了，这事于受赈济者有无影响。
最可悲的是，她们全是对的。我不敢和阿欢提起这件事，不光是因她已因守礼之事日夜烦心，更因我怕她也会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早已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可有些时候却总期望她能为我而有所改变。
恋人和朋友或是亲人，终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