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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不仅相貌对得起观众，在人际交往上也有一套，在当朝大臣中间广有人脉。特别是笼络了权臣贾充、山涛等人为臂助，手里握有军队。而司马攸走的是以诗会友的路子，朋友都是造反三年不成的秀才。秀才遇见了管兵的大爷，结果会怎么样，你猜。
细节决定成败，人脉决定结果。在大兵哥的帮助下，司马炎最终被立为世子，成为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司马昭死后，继而登上晋王宝座。
得了势的司马炎对待自己的兄弟很冷酷，摸着冰凉，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甚至逼迫身患重病的兄弟回到封国，不许留在中央任职。
落魄的凤凰不如一只下蛋鸡。司马攸和曹植也是一样，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郁郁不得志，最终也落得呕血而死。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曹植诗文传世颇多，至今仍然是历史系学生的必考书目，而司马攸的二卷文集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他的名字也因此被世人忘记。
荣誉属于胜利者。东汉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冬天，在一个冷风刺骨的黄道吉日，晋王司马炎筑坛拜天，代魏建帝号，史称西晋，是为晋武帝。
历史惊人的相似，故事总在重复。此时，距离魏帝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将江山禅让给曹氏仅仅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一个轮回，太快了吧，难道真的富不过三代！
不客气的说，尽管生活作风有问题，总和女同志不明不白的勾搭，暧昧的流鼻血，但晋武帝司马炎还算一个好皇帝，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少见的安稳时期，即“太康之治。”
司马炎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气度宏辉，“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
这些记载可不是拍马屁，有史实为据。史载高阳（河北高阳）人许奇在武帝时为太常丞，而许奇老父许允为文王司马昭所杀。司马炎经常要去太庙搞点儿烧香磕头等迷信活动什么的，难免和太常丞打交道，朝中大臣议论：许奇是受害之子，万不可让他接近左右，还是让他远离京城、到封国藩镇去做长史吧。但司马炎不同意，说许允素有人望，而许奇也是难得人才，不能因为父亲有罪，儿子就要受到牵连。不仅没有让其到外地去，反而擢升为祠部郎。
嵇康父子也是如此。嵇康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竹林七贤之一。他在文学、政治和音乐方面颇有建树，养生论一派的开山鼻祖，但因为是曹孟德的孙女婿，因此被杀。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其子嵇绍也由执掌吏部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引见，在武帝惠帝朝做了侍中。这也是个皇帝身边的位置。
让有杀父之仇的人近侍身旁，并委以国家大任，没有恢弘的王者气度根本办不到。放到现在，也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儒家讲究耕读传家，学习劳动两不误。晋武帝司马炎亦是如此，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事业中投资巨大。在平抑物价，遏制社会不公方面，比现在做得好。他设置了“常平仓”，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稳定粮食价格，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
针对长期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社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晋武帝下令，女子满十七岁必须出嫁，否则官府为其寻找夫家，以此增加人口繁殖。是不是说，晋武帝司马炎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明白了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晋武帝鼓励人口流动，发达地区人口向北方落后地区迁移，政府给与补贴及税收减免。因此说，晋武帝是古代版的西部大开发倡导者，而且很成功。老祖宗一千多年前就玩过的东西，黑纸白字在那里摆着，还好意思说创举。
在这些有力措施支撑下，晋朝方兴未艾，热气腾腾的发展。在他的统治下，汉末以来的军阀割据结束了，平民百姓再也不用枕着菜刀睡觉，社会民风更是好的够呛，丢在马路上的金子都有人送回来，而且不要分成。因为没有打架斗殴的机会，大大小小的诸葛亮们没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只好自叹命薄，躬耕陇上，设馆课童了此残生。刘备张飞之流也得收起冲天豪气，老老实实的卖肉编草鞋，最多到景阳冈上做一个打虎的英雄，在一个小县城风光一把，再也不能兴风作浪。社会的繁荣昌盛，终于在几百年后再一次降临中国的土地上。从这一点看，晋武帝给了人民以平安，有大功于国家，堪称时代伟人。
但是，晋朝无法脱离封建**的窠臼，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隐藏在深水之中。司马炎是一个将气球吹大的历史伟人，按照所谓的汽球效应，气球越大，气球越脆弱，不可预测的因素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