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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明军，制度早已形成，尤其是张煌言负责的军法司，军法绝大多数都是陈文在大兰山和天台山上定下的，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和新增军法、条例的过程也早已形成了一定之规。
制度的先进性，尤其是执行力，这是江浙明军能够从一支不过五六百人的小部队一步步的发展到今天这般的庞然大物的基础所在。
制度加强了军队的令行禁止，促使着士卒能够忍受更为巨大的伤亡，更可以提高有限的物资的利用率，从而实现以小博大。这其中，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张煌言主持军法司，能够以身作则，厉行和贯彻军法、条例，对军队是有着裨益的，但却也没有陈文所说的一臂之力那么夸张。
但是，陈文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张煌言也是叹了口气。在江浙明军的这几年，此间的生机勃勃，绝非是鲁监国朝廷里争权夺利乃至兵戎相见那般的乌烟瘴气，更不用说一有风吹草动就上演大逃亡闹剧的永历朝廷了。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尽心尽力的做好本分事，从而推动着江浙明军的战争机器将前方的一切碾成齑粉。
身在如此的环境之中，比之大敌当前还不忘了勾心斗角的明廷，实在是舒服太多。张煌言知道这才是真正做事情的地方，若说是哪家最有希望驱除鞑虏，恢复汉家天下，根本不作第二处想。
可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发展至今，各种福利和资源都是靠着剥夺诸如王府、卫所、士绅这样的明廷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们的所有才实现的。正因为如此，陈文和他的部下们就绝不会让这些东西死灰复燃，因为他们恢复了元气就必然要向江浙明军讨还他们失去的一切，而这一切便体现在了拥明和改朝换代的矛盾之上。
张煌言是儒家士大夫出身，是明廷的举人，儒家地主阶级的一员，从阶级属性上是必然要拥护明廷的。但是他在江浙久矣，却很清楚，想要驱逐鞑虏，还是要指望这支名为江浙明军的怪兽，其他势力内斗还不够呢，根本指望不上。
就这样，一面是君臣之义，一面是夷夏之防，两厢交错，张煌言的内心就不断的被这两种儒家思想所折磨，直到今天，发泄过后他的听到了陈文的这一番话，才算是舒服了许多。
“谢谢你，辅仁。驱除鞑虏，我必竭尽全力。”
“不必客气，人各有志，我也绝不会强求。”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明廷立国已近三百年，制度腐朽，贪婪的王府、无耻的士绅、纵兵为祸的军头们早已将大厦的梁木蛀断，否则也不会有李自成轻取京师、北方传檄而定。
现在的南明王朝，能够支撑到现在，并非是如何的励精图治，完完全全是剃发易服激起了夷夏之防的思想为其续了一波命。等到天下重归太平，腐朽重新笼罩中国大地，用不了多少年就又会是一场天下大乱。
道理如此，但是对于张煌言，陈文在江浙的异军突起使得他保全了性命，但也与西湖三杰的并称彻底说了再见。为天下而向其效忠，还是为忠君思想而继续守望明廷，陈文不愿意为此去折磨张煌言，人各有志，而陈文给张煌言的也是这矛盾之中唯一的一个两全其美。
这一天结束，齐王府内，除了高级官员们有意无意的开始与张煌言保持距离以外，一切都仿佛是没有发生过一样。
确定了对荷兰人的贸易封锁，命令下达，向着南直隶、浙江、福建以及广东的沿海各港口的提举市舶司传达，各地的官府也招来了本地的海商，勒令他们停止与荷兰人的一切贸易，如有违背，自当以通敌论处。
陈文对郑成功的支持，很快就得到了郑成功的回应，上万的福建明军拔锚，乘船前往台湾南部，用以加大屯田、向荷兰人以及台湾土著部落宣战，同时还拆除了漳州与潮州之间的两座堡寨，权作是施之以好。
福建明军的重心转向台湾，江浙明军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军事压力锐减。不过，根据情报显示，好像延平郡王的世子对此并不满意，存在认为其父的行径不分轻重、本末倒置的可能。
这一结果，还要几个月后才会显现出来，在此之前，陈文却率先下达了一道具有创造性的政令，在流通货币中加入一种铸币工坊新近生产出来的银制品，她的芳名叫做银元。
“银两用之以流通，成色不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往往需要专门的工具进行测量，实不方便，特改以同等成色、大小及形状图案之银元加入流通渠道。银元成色为九银一铜……”
“自永历十三年而始，官吏俸禄、将士军饷改用银元发放，夏税而始，税赋征收改用银元与铜钱共同结算。银两兑换银元，可在光复票号位于各府的总号进行，以政令下达之日为本府兑换之始……”
“银元不同于银锭，私自融化、改铸者与伪造同罪，首犯诛三族，从犯斩首示众……”
府、县衙门的吏员、各乡镇百户所的文吏，政令张贴之后通过他们的口向普通百姓转达。银元开始投放市场，不过为了防止出现挤兑现象，陈文定下了先下达政令，开放民间兑换，在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到俸禄发放和税赋征收，使民间对这一货币的出现和使用能够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已有银锭，又铸银元，齐王殿下无非是想吃铸币的利润，在下料定，那银元兑换开始，必达不到九银一铜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