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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七，西历1891年6月20日夜，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许庚身府邸。
许庚身这天晚上特设盛馔，所请的却只有孙毓汶一人。设宴的地点特意选在了许庚身家后院的一座水阁中，三面环水，与岸隔绝，仅一座曲栏小桥遥遥相连，许庚身又特派了两个亲信家人在唯一的通路入口之处牢牢0守住，因为是如此严密，所以他与孙毓汶说话，便都不须有任何顾忌。
“天津那边的电报今天到了，说合肥明日里便会启程进京。”，孙毓汶端起眼前的青花瓷酒杯，一饮而尽。
“召李合肥入京陛见的上谕五月十二就到了天津……”，许庚身久染沉疴，平日里便是气色沉沮声音微弱，此时便更形颓唐，病状全显：“他李合肥却能硬是拖到五月十八才启程进京！这也真真是不把朝廷放在眼底了！”
“自甲子年金陵克复，长毛之乱初平，这些地方督抚大员们就不太把朝廷放在眼底了。”，不同于许庚身流露出的激愤，孙毓汶于李鸿章的逾矩之举却显得颇为坦然，“同治四年的江督之事，星叔难道忘了？”
许庚身眼里熠然闪了一下光――同治四年，两江之事？
“莱山指的莫非是昔年的‘江督’之争？”，许庚身以略带嘶哑的声音问道。
孙毓汶没再说话，只是微微颔首，而许庚身也不再言语，只是不停的把玩着手中的空酒杯，脸上也流露出明显的沉思之色。
同治四年，两江之事――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所率之满蒙精骑在追剿捻军途中，因轻兵冒进而在山东曹州菏泽县高楼寨陷入捻军包围圈，僧王战死，其所部骑兵全军覆没。而早在咸丰五年击破太平军北伐劲旅后，朝野间便早已将僧王与曾国藩相提并论――这两人一南一北，一汉一蒙，又同为在太平军兵锋所指，八旗绿营望风披靡的末世之相中少有的能战之将，故而在僧王将太平军北伐名将李开芳“献俘”进京后，“南曾北僧”之誉便开始名动天下！
如今“北僧”已战殁沙场，为了镇压已渐成气候的捻军，朝廷也只能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率湘军余部赴山东“剿捻”，而江督之职则由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任。但短短半年之后，清廷便以曾国藩“剿捻”不利为由，下诏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淮军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并上谕令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
而清廷此举，看似军情紧急，实则另有深意――“江督天下大缺”，天下赋税，半出两江，乃是中央财政最重要的来源，此等关键之地，若要长期掌握在曾、李师徒这等地方督抚手中，也委实让两宫太后，乃至一直与曾李交好的恭王都感觉放心不下，更心有不甘！在僧王所率的最后一支尚可一战的满蒙八旗流云星散后，中枢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担忧便进一步的上升到了出手抑制的实际运作层面了。
调李鸿章率淮军入河洛，以吴棠署理江督，即可将两江膏腴之地从湘淮系的手中转移到这位西太后党羽名下，又直接掐断了湘淮军最主要的粮饷来源，顺手又酬谢了吴棠这位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汉臣，如此可谓一举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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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江督之争，朝廷的处置不可谓不精当，但结局如何，星叔当时就在枢府，自然比我这个六部郎官更清楚。”，即是密议，那自然就不会另有仆役伺候，所以孙毓汶便索性拿过酒壶自斟自饮起来，而许庚身素知他是海量，更有个酒喝得越多脑子越清明的毛病，便也不去拦他。
“莱山所说不错，同治四年时，我正在军机，而这江督之争么”，许庚身嘴角突然浮现了个诡异的笑容，“朝廷的举措可真应了《石头记》中的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
许庚身笑而不言，只是把酒杯往孙毓汶面前一放，很知机的把下半句“反误了卿卿性命”咽了回去。
“正如星叔所言，朝廷那一番举措，最终只落得个自取其辱！”，孙毓汶抬手给许庚身杯中斟了半杯酒――他是醇王党羽，而同治四年时主持军机的却是和他私怨甚深的恭王，故而他在言语中自然也就比许庚身更少了几分顾忌。
――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上谕方下，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而李鸿章亦在覆奏的奏折里陈明了诸如“一军两帅”等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一番角力下来，朝廷也只能选择维持现状，不但继续默认湘淮系控制两江的事实，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一国之中央政府被两大地方势力联手逼到了这种程度，也当真是颜面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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