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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章河北二刘
伽蓝明白了薛德音的意思，并不代表西行、布衣和阿史那贺宝等人也听懂了。
此时此刻，西北人需要齐心协力，齐心协力的基础是互相信任，而要互相信任，就要公开所知的任何讯息，让大家都能了解河北，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出一致决策。假如伽蓝要去驰援安德城，而其他人因为畏惧敌人的强大实力，担心全军覆没，拒绝或者掣肘攻击计策，那后果可想而知。
看到西行等人的目光齐齐盯着傅端毅和薛德音，而这两人却没有详细解释的意。伽蓝不得不出言提醒。依傅端毅和薛德音的意思，我即便说了，你们这些西北蛮子也听不懂。你们对中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那又何必白费口舌？
伽蓝的意思却是，即便对牛弹琴也要弹。我也是西北人，但我能听得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行？苏定方深夜来此，拿出这样一份地图给我们，你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所以，现在你们必须做出一些解释，必须让西北人相信苏定方的确在帮助我们，而这份地图也是真实可信的。
这个难度有些大，傅端毅和薛德音互相看了一眼，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质问伽蓝，“你为甚相信苏定方？”
“没有理由。”伽蓝说道，“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赌一把。”
傅端毅心领神会，当即用突厥话向众人解说河北世家豪望、冀城刘氏、中土儒学和河北叛军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联系。
伽蓝和众人用心聆听，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蓝就询问薛德音，以薛德音的解释做补充。虽然薛德音离开中土也有三年时间了，但最近他与崔逊频繁见面，以他和崔逊之间的关系，想必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苏定方当然听不懂突厥话，但他看到伽蓝等人都围着地图认真商讨，知道自己此举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会承情，而苏氏或许就能借助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条“大船”。苏氏一旦上了这条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础，不敢说苏氏实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码自保足够了，将来皇帝率几十万府军南下平叛，掀起一场惊天血雨的时候，苏氏或许就能逃过那场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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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郡的冀城刘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们的祖辈是大汉帝国的皇族，但大汉帝国威震四海，刘姓天下为尊，就连匈奴人都被赐以刘姓，而自五胡南下祸乱中国后，以刘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累及刘氏声誉，导致刘氏只能在山东世家中位于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学分裂，经籍散亡，天下学子求师无门，尤其拓跋魏国败亡，导致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后，儒家北学坠入低谷，而偏偏这个时候，山东地区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刘献之等人，也陆续辞世，于是，师从这些前辈宿儒的冀城刘氏家族的刘焯、刘炫就因为出类拔萃、秀出其间而脱颖而出，取代了先贤们的地位，成为后辈学子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者纷至沓来，不可胜数。
在高齐时代，两人没有入仕的机会。帝国开皇初年，刘焯、刘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帮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关陇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职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统之争，遭到蜀王杨秀的百般羞辱，刘焯被流配戍边，刘炫给其当门卫。杨秀废黜后，刘悼、刘炫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后，两人官拜云骑尉、旅骑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刘悼、刘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牺牲品，双双罢职。
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潦倒，孤苦无依，据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悲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受到了损失？但这个利益损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名义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
首先就是南北儒学的融合问题。中土分裂为南北两朝，儒学也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重在简约，得中土儒学之英华，而北派重在深芜，穷中土儒学之枝叶。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侨姓王、谢、袁、萧和东南吴姓朱、张、顾、陆为代表，北派则以山东五大一流世家王、崔、卢、李、郑为代表。也就是说，关陇无儒学，但儒学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在利益上的妥协，现在主持儒学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学融合之外，其利益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学融合之艰难。
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