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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朝的时候，李纲和吴用并肩行走着，并不是说两人不管朝堂上如何吵，私下里却有多么良好的私交，而是因为李纲和吴用互相看不顺眼，都想要知道对方的下一步棋如何走，怎么走，从而准备好对策。
说起来，李纲和吴用都不是徽宗时代的掌权之臣，而是在靖康之难中崛起的臣子，严格来说，两人在大的派系上都属于抗金派，赵桓的整个政府都是被抗金派占据的抗金政府，最高的指导思想就是全力抗金，为国御辱，恢复汉唐荣光，远迈汉唐等等。
但是在应天府时代，尤其是在西军击败金军西路军之后的日子里，抗金派就分化出了两个派系，一个是以吴用为首的激进派，一个是以李纲为首的温和派，吴用主张以军国体制来创造新的大宋，以消灭金国雪耻和驰骋草原恢复汉唐荣光为最高理想，而李纲则主张首先关注民生，积累足够的实力，然后再徐图进取。
乍一看之下，李纲属于理智派，吴用属于理想派，两人水火不容，但是李纲明显占着人伦大道，吴用却失之于实际，脱离实际情况，幻想着远大的未来，却没有脚踏实地，但是，细细思索一下，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把目标定的太为长远，然后着眼于脚下，却不抬头看天，那么，等到脚步足够扎实，一抬头，可能就迷了路。
习惯了安逸生活的臣子和国家，还能承受得起战争时期的巨大负荷吗？
江南南路的三年里，吴用深受岳翻的熏陶，知道国虽大，忘战必危的道理，岳翻在江南南路主政时期，江南南路的厢军无一日不战，无一日不流血牺牲，无一日不杀人，岳翻自己身边的亲兵都要轮番出去杀敌。以期锻炼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派上用场，事实证明，岳翻的三万剿匪军队挽救了整个大宋。江南南路在岳翻主政的三年内积累下来的财富和人力，帮助大宋度过最困难的一段时光。
当然这不是说岳翻是个好战狂人，他可是个状元，会做无谓的事情吗？他在命令军队不间断出城剿匪，剿整个江南的匪徒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开发本地经济，剿匪的事情他全权交给吴用和一堆将军来做，他自己带着方浩公孙胜等一众人走遍整个吉虔二州，成功的为吉虔二州打开了一条财路。
然后不计自己的身份，亲自和江南大商人商讨关于吉虔二州山珍野味的销路问题，成功的为吉虔二州无数的山珍野味找到了销路，瞬间造就了一大批富户和山人这个新职业，另外，在赚钱的同时，岳翻亲自规定了山人的职业准则和吉虔二州做生意的底线准则。即不可无限度挖掘狩猎山珍野味的规定。
要让山珍野味有生长和繁衍后代的机会和时间，如果过度开采，那么子孙后代就会重新变得贫穷起来，所以岳翻也积极的劝农，开发荒地，甚至还亲自指导一些农户在低矮的丘陵上弄出了一种叫做“梯田”的新型田地，产量居然很不错，本来各州县派人来取经，想推广，只是岳翻说这个要因地制宜。不能随意推广云云，才没有在别的地方推广开来。
这也是吉虔二州变成如今那样富庶的原因，整个江南都没钱的情况下，方浩带着吉虔二州拿出了岳翻的遗泽。让赵桓的应天小政府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成功等到了明天。
而如今，深受岳翻思想理论影响的吴用才会如此的对李纲稳健的做法表示反对，稳健并没有错，但是不择时机的稳健，为了稳健而稳健。在不该稳健的时候稳健，就是个错误！吴用认为，此时此刻，正是军国体制大展宏图之际，怎能就此消沉下去，等着金兵再次来打，我们再次防守？这样的消极思想，才是靖康之祸的根源所在！
李纲是乱世宰相，救时能臣，却不是治世之臣，进取之臣，李纲不适合在这样的政府里面做宰相，做百官之首，而适合去做封疆大吏，治理地方，为军国大事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人力支持，这是李纲最擅长做的事情。
这是岳翻私下里和吴用商讨军务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吴用对李纲百般阻挠自己提出的军务建议感到非常苦恼，岳翻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李相公忠诚，能干，可靠，敬业，但是却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刚愎自用，这样的缺点在别的职位上是可以容忍的，比如一个封疆大吏也可以，但是，作为国家百官之首的宰相，就略有些问题了。
李纲不能容人，他自己守节的确是做到了极致，但是他对别人的要求也一样高，甚至到了水至清的地步，到了这样的地步，放在一个州或者一路之地，尚且还能容忍，大不了让他自己选择他需要的帮手就好，让他折腾去，可是国家中央政府是整个国家的脑袋，决策机构，容不得半点刚愎自用，可李纲，却偏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