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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梅的老公丘华出生于1931年，老公比她大六岁，她与丘华的邂逅要追溯到1953年前后。
那时，丘华在兴城县新华书店负责业务主管工作，刚刚初中毕业的黄秀梅是兴城县人，由于家里地少人多、生活困难，初中毕业后，她便在县城做临工赚点钱帮补家用。有一回，她来到新华书店找到帮助卸货拆包的活儿，偶遇丘华。丘华看到豆蔻年华的黄秀梅像出水芙蓉般清纯，且有几分姿色，便心生一计，一连十几天都有她干的活，这样，俩人便对上了线。当时，丘华二十岁出头，黄秀梅不满十八岁，俩人颇有说不完的话。最终黄秀梅*成为丘华的情人，一年之后，结了婚。婚后，丘华找上与之有交情的镇平县县长，把自己调回到镇平县新华书店。这时，黄秀梅也秉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狐狸满山走”的古训，来到丘华的家乡——泗坪乡。刚到家时，她看到举目不过20米的所谓乡政府所在地和满目的青山绿竹，自个儿整整哭了大半个月，想不到自己的命这么苦，来到深山老林当了个不见天日的家庭主妇。几个月后，哭得也不见泪水了，便静心一想：“既来之则安之，靠山吃山，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她开始走访左邻右舍，除了沟通起人情事务外，顺便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尤其是将本乡的产品与兴城家乡置换商品，做个互通有无的生意。她在心里想：“要是真的能把脚下的路淌开，自己也不枉在深山老林呆了一回。”
她与赖杜美有一腿的时候，正是跟丘华结婚满七年，俗称七年之痒的婚姻反思期。当她做出了让丘华无可奈何的举动后，并没有后悔，反倒觉得这既遂了自己的心愿，满足了丈夫没有办法给她的*，又像似投资了一个潜力股那般意气风发，她相信：“我与赖杜美上床，会有回报的。”
为此，在赖杜美离职滞留泗坪乡的日子里，她经常与他交媾，不太避嫌。久而久之，她与赖杜美那点事儿，便在泗坪乡所在地十几户人家之间家喻户晓了。
丘华几乎每月回家休假四天，休假时，通常会到乡上走走，对老婆的绯闻多有所闻。起初，丘华也很生气，但是他总不能把老婆拴在裤头上啊！况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年少时患下的小儿麻痹症的负面作用越来越严重了，加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他神经紧绷，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被送进了五·七干校——实际上是下放劳动改造，对老婆的*便难以提起兴趣来了。
他自个儿想道：“随着我俩夫妻关系的稳定和自己年龄增长，在床上不像刚结婚时那么活跃了，而她又到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节点上，她在老公身上没有得到满足，也许想得更多，会当作我失去吸引力和性无能的信号。她不单出于生理需要，更会是一种心理需要：要在别人那里证明她还具有吸引力。有人说，这也是人类抗拒衰老的一种生物本能。问题是，不要弄得左邻右舍满城风雨呀！”
“那么，她这是在报复我。”丘华继续想道：“女人通常会把报复性外遇当做重获自尊的方式——她要公平。当然，她未必会在外面勾三搭四，可能是我让她失望了，她就减少了对自己的控制与制约。很多情况下，女人要求公平的感觉，会压倒她原本传统的观念，成为一个浪荡的女人。”
丘华是个聪明人，他在不断调整自己，一回家休假便极尽夫妻之道。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十年代，他与黄秀梅育出一女一子，大女丘聪茹，次子丘聪慧，俩子女还算乖巧可爱。而他自己则在五·七干校解散后，被安排在县人民银行当记帐员，也算因祸得福——银行比新华书店吃香多了。
“总算了却了人生心愿。”丘华每每想起家里那点事儿，总是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而赖杜美呢，也算运气不坏：他如愿以偿地将组织部长陈永祥拉下了马——撤消职务、开除党籍。经此一役，他的老婆钟影红也如他所愿，在镇平县成为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的成名女人，因为担心再嫁无着，她真的不敢与赖杜美离婚，俩人就这样凑合着过日子。还有呢，1967年，他作为造反派的代表，被招进泗坪乡信用社做临工，一干就是近十年。
这期间，钟影红真的是忍辱负重地跟他维系着夫妻关系。这样熬下来，钟影红与他育出两子：大的叫赖中锋。小的叫赖幼锋。
1975年，他如愿以偿被招进人民银行，重新吸收为国家干部。入伍后，脑筋活络的他，发挥家乡优势，送了五立方木材给主持工作的副行长刘焕国，要求调动到县支行，以解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刘焕国知道他曾经以拼命三郎的劲头整倒县里的组织部长，不敢怠慢，准其所请。从此，赖杜美摇身一变，成为支行会计股的记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