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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是帮我把住关，不批准这个没有前途的项目就好了。你还怪人家呢？当初你是多么迫切啊？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不惜一切手段，你给有关人员送了多少钱？前后少说也有一百多万吧？才搞到了这土地和批文。
关键时刻，你还听不进别人的劝，尤其是李老师。你那时是多么自负，对他多么傲慢啊。自以为自己是个前途无量的成功者，就看不起人，听不进逆耳的忠言，固执己见。
你受了老张等浆糊人的挑唆，竟然把李老师当成了败事的祸根，巴不得他走，甚至还想赶他走。致使李老师受到了身心两方面的伤害，最后只得离开你。你错失了一个真心辅助你的诸葛亮。你真的太混蛋，太对不起他了。
这些年，不知李老师怎么样了？他这样的性格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能搞成功吗？他是不是知道我惨败的情况？知道了，他肯定要取笑我……所以我现在就是死，也不能再见他了。除非将来时来运转，东山再起……也遇不到他了，怎么还能遇上他呢？
唉，真惨啊，那个时候尤兴宝派他的妻子倪丽红成天盯着我，问我要工程款。我被她追得躲都没地方躲，后来见了她的影子都怕。在拖得不能再拖的最后期限，我账上只有六十多万元钱，他们却一开口就问我要一千万，我拿什么给他们啊？我收到联建老板和个体户的一千万元钱，全部用于支付土地和各种批文的手续费及规费，招待费和送给有权人的好处费，自己原有的一百多万元钱也都垫进去了……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连夜卷款潜逃。他知道自己此次亡命天涯，凶多吉少，就将后事作了安排。他早已把尽有的六十多万元钱分存在两张卡上，各三十万元。一张给了妻子，让她务必带好儿子，到上海附近的哪个小城去躲一段时间，见机行事。嘱咐她手机号码一定不能变，他要保持与她的联系。叫她千万不要呆在家里，也不要躲到老家去，公安机关和法院肯定马上要来查封他们的财产。那夜他跟妻子抱头痛哭，生离死别一般，折腾了一夜，也哭泣了一夜。
他先逃到合肥，在那里的一小旅馆里住了三天。但他成天心惊肉跳，总觉得不安全，就退了房继续上路逃跑。逃到武汉，他先化一百元钱，让路边给他塞名片的制假人搞了一个假身份证，然后买了一份报纸，按照报纸上的一个广告地址，潜到郊区的一个小镇，在那里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个服装门市。
他一边做着小生意，一边保持着与妻子的联系，密切关注着上海局面的发展。韩春玲将儿子寄在父母家里，自己则躲在扬州郊区的一个厂里打工。她一边上班，一边暗中派人关心着那个工地和自己家产的情况。但一时间，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不是法院来传票，就是有人到处在找他们，不是法院来封他们的房子，拍卖他们的车子，就是有公安人员到老家去抓捕他们，搞得他们心情非常恶劣，痛不欲生，却又无可奈何。
他做了将近一年的小生意，刚刚能挣个房租和生活费，根本赚不到钱。做惯大生意的他一点劲也没有，正想另谋出路，一天晚上，他的门面遭受了盗贼的撬窃，损失虽不大，但他怕了，下决心要走。
他就将多余的服装便宜处理后，收拾收拾东西失踪了。他又潜到郑州，这次他胆子大了点，在市效结合部租了一间办公房，想重操旧业搞工程。但搞工程需要关系和资质，他举目无亲，什么也没有，怎么搞？
他是个头脑灵活的人，有的是办法。他在上海不也是一无所有地发展起来的吗？在郑州怎么就不行呢？刚到上海时，他身上只有45元钱，而现在他有三十六万元钱，整整多了八千倍。
只要不被公安机关抓到，应当更容易成功。
于是，他先打的在市区转了一圈，相中了一个打了围墙的待开工地，工地上写着“阳光馨园一期工程”的大字，再买了一本郑州市区的电话黄页，在上面抄了几个建筑公司的地址，他就西装革履地找上门去。
他先来到一家离他办公室较近的公司，直接走进了总经理室，给他丢了一根中华烟，不卑不亢地说：“老总，你好，我是从江苏来的，到郑州来谈一个叫阳光馨园的住宅工程，业主非要本地的一级资质，我想来问你们借个资质。你们是一级资质吧？”
总经理疑惑地打量着他：“是的，我们是一级。你是什么建筑公司的？“
他说：“我是江苏天兴建筑公司的，也是一级。为了到这里打开局面，我已经在雪松路上租了办公室。”
那个有点秃顶的老总一听，马上来了兴趣：“请坐，请坐，我知道你们江苏的建筑力量是很强的，质量也可以，在全国很有名气，我们可以合作。”
他坐下说：“那，你们要收多少管理费？”
老总连忙递上自己的名片：“这个，好说，具体工程具体谈，好不好？”
孙洪兴看了他的名片说：“宁总，我叫王洪宝，如果你同意，我就印盒你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名片，地址电话印我自己的，行不行？”
宁总高兴地说：“行，行。”
孙洪兴说：“那你给我一份资质复印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