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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由和平时期转入战争需要时间，需要周密的组织安排。别说国家没钱，即使财政富裕，要将钢铁、火**、木材转为士兵可以使用的武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就动员一个师团！”大隈重信做了决断。
奏报天皇是必须的，在继续增援避免出现派遣军全军覆没之事上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于是。派出了第11师团增援山东……但继续动员却做不到了。
参谋本部做了兵棋推演，认为增援上去的11师团并不能挽救派遣军的危局，甚至连被合围于高密的第3师团也救不出来，更别说是第18和第6师团了。冷静下来的参谋本部担心中国会在南满动手，计算兵力对比，南满只有第5和第12两个师团，但华军兵力却高达四个师！日俄战争唯一的收获就是获得了一个港口和一条铁路，如果丢掉旅顺和南满铁路，就真的将日本打回原形了！
从目中无人到畏敌如虎，日本陆军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来了个大转弯。
似乎是要证明参谋本部的判断。在日本援军登陆的那天。华军对最弱的一股日军动手了，不到两天时间，18师团部及23旅团全军玉碎，神尾光臣中将自尽殉国。华军一下子解放出来大批的兵力。逼得救援师团主力的24旅团转身而逃。丢盔弃甲一路败退龙口。在第一舰队的舰炮火力支援下勉强站住了脚。第6师团算是被抛弃了。
而被寄予无限希望的第11师团登陆之日就遭受了当头一棒，大批华军飞机猛烈轰炸了滩头登陆点，导致了缺乏防空经验的第11师团先头部队43联队伤亡惨重。至少有三百伤兵直接被送回了军舰，第11师团尚未接敌就让人家将士气打到了冰点。而同日，华军对高密包围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第3师团的求援电报雪片般飞到派遣军司令部，寺内正毅一筹莫展。东面是严密布防的华军第1师和第6师，在第11师团到达之前，遭到严重损失战力下降至少一半的第9师团完全是取守势的，哪里能救得了第3师团！
后续部队受资金和装备的困扰难以为继，前方又打成这个样子，剩下的只能是求和了！尽管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一帮中级军官还在大叫大嚷扩大动员加速军工生产，甚至威胁谁敢投降或者求和就要诛国贼清君侧，但陆军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山东攻略算是彻底失败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第6和第3师团救出来了，无论用什么办法，决不能再出现18师团的悲剧了。
当初出兵中国并非无人反对，西园寺公望就是明确反对乘火打劫的重量级元老。现在仗打输了，自然给了反对派极好的武器。西园寺公望当即觐见天皇，强烈要求撤换大隈重信，重组内阁并断然从中国撤军。
其实大隈重信是西园寺线上的人，西园寺提出撤换大隈是为了给另一个主战的大山头山县有朋好看。
西园寺身后站着势力逐渐强大的政党集团，他们是以山县有朋为首脑的藩阀政治的最大对手。西园寺公望并非亲华人士，他之所以反对与中国开战，完全是为了日本。只能说西园寺这一派对新中华及对日本政治经济形势有着比山县一派更清醒实际的认识。
近代日本政界的所谓元老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政治概念。它是特制接受明治及大正天皇诏敕，享有“元勋优遇”待遇并负有“匡辅大政”之责的九位政界耆宿，即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
根据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元老和枢密院、内大臣、军部、内阁同属天皇的辅弼机关，但这部宪法对元老的权限和职责却没有任何规定。这样，元老就成为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超宪法的存在。
尽管元老的法律地位虚弱，但在左右天皇意志方面的作用却远远大于枢密院、军部甚至内大臣。特别是明治中期之后，元老一直是日本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从1885年到1901年，10届内阁中有9届由元老亲自出马组阁。这期间元老政治的核心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因此也被称为“伊山”时代。1901年后，元老的职能虽然被枢密院和军部划走一块，但由于他们握有推荐首相的特权，仍然是左右天皇政治决策的中枢，并在幕后操纵政局。第二代元老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分别受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的支持，前者是藩阀势力的代表，后者是政党势力的代表。轮流登台组阁，因此被称为“桂圆时代”。
大正天皇脑子有些问题，完全不能像其父一样真正掌控朝局。依仗的基本是元老们，山东之败给了大正这个脑残天皇以巨大的打击，他当即问西园寺公望，“如何才能从支那撤军？”
当然是谈判解决了。经过御前会议激烈的辩论，主和派占了上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委任西园寺公望组阁以收拾残局。山县一派因山东大败失暂时去了发言权，无法阻止政党派的西园寺出面组阁了。
西园寺上台的第一件事便命令已经登陆的第11师团固守阵地，不得主动发起攻击，同时通过外交渠道谋求和平解决山东问题。他们最可靠的盟友当然是英国人了。
军部提出了和谈的底线，那就是中方开放包围圈，允许第6师团自龙口、第3师团自胶州湾撤军。在这个时候，军部，包括文官们都不敢做出更大的让步。
自甲午以来，日本高歌猛进的形势因山东之败被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