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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灭亡之后，李经述便按照原定计划，邀请美国总统塔夫脱和欧洲各国外长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北京和会”，协商欧洲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那一个月，北京城张灯结彩，呈现一派节日景象。旧紫禁城一部分，作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了，在无数面小彩旗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在小道上流动，有的大人在售货摊那里停下来给孩子购买纪念品或玩具，有的一家人到餐馆里去吃饭，大小乐队在演奏各种中外音乐。空地上还出现了许多用竹竿和席子搭成的临时售货棚，那儿在出售古玩，照片，铜制器皿，木雕制品，金鱼，松花蛋，鸟笼等商品。一些流动的杂技团在围场上演出，人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进去观看。
北京城一般的街道上也是熙熙攘攘，市面上有大量的烤鸭、猪、鸡、鱼以及许多烘烤的食品和糖果，有的用二轮马车、人力车等各种车辆运送，有的市民提在手上，大家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新年，脸上呈现出展望未来的愉快笑容。相比较因为战争没落的欧洲，北京城的繁华景象让各国外交总长记忆深刻。曾经，欧洲各国以为战争是短暂的、辉煌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胜利；可士兵们伤亡惨重却无力将血染的战场向前推进几米；幻想终究还是破灭了，冷漠、愤世嫉俗、厌恶等情绪充斥着欧洲大陆。相比朝气蓬勃的中国，欧洲此时显得十分没落。
而且，北京城的建筑也让各国大使叹为观止。李经述在建设和规划北京城时，听从了交通总长詹天佑的建议，保留了北京城这座闻名世界的六代皇都、千年历史文化古城的“原味儿”。
詹天佑从美国留学回国，他认为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发展成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他对李经述说：“北京城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不科学伺候它就会生病。如果规划不好，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工业污染、交通阻塞、人口拥挤等诸多现代城市病症的出现。”
李经述让詹天佑负责京城的建筑规划。按詹天佑的建议和设计，新北京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条全世界最长的南北中轴线沿线建筑都保留，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正阳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地安门，9个门代表着长久吉祥。北京内城九门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都予以保留。这条“龙脉”上的宫殿城门及其周边的数十处皇家园林和民宅四合院也都得到了保护，流淌着特有的文化意蕴。像天法地，坐北朝南，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方正对称，恢宏严谨，典雅飘逸，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典范，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
按照詹天佑的提议，北京城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护城河还引进了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铺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全长将近40公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新北京城按照这设计建成后，果然不同凡响，是连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的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引得来北京参加和会的各国使节赞叹不已。
李经述总统和外交总长梁士诒商定，分三批接见了各国外交公使。协约国的使节为一批，中立国的使节为一批，同盟国的使节为一批。当总统与各国公使随便交谈时，总统夫人席幕兰、容雪在毗连的一间客厅里接待各位使节的夫人，非常自然地同她们交谈了诸如家里有几口人、挑选衣料等妇女关心的事情。
和谈刚开始谈的，是协约国和同盟国战俘交换问题。在欧洲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天，德国就收到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俘虏在西伯利亚遭难的报告，这些俘虏在夏天和初秋被俘虏后不久被运送到那里，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军服，他们象牲口一样地被赶进一些连普通应有的设备都没有的营房，受着西伯利亚冬天严寒的折磨；为了防寒，这些营房都是密封的，因此各种疾病很快蔓延开来。在战争后期，法国和英国俘虏的处境也很悲惨，因为德国由于运输被英国皇家舰队封锁，粮食短缺，俘虏的口粮就一减再减。出于人道主义和国内民众反战的压力，各国就战俘问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中国和美国的斡旋下，很快同盟国和协约国签署了立即无条件释放俘虏的协议。
那段时间，中国外交总长伍廷芳因年龄原因退休了，新任外交总长梁士诒担任中国外交代表团团长，“忧劳所以致疾”，高烧不退。李经述去探望他，看到他人都瘦了一圈。梁士诒见到李经述，感激得挣扎爬起。李经述走到他的床头，劝他好好休息。
梁士诒面带愧疚地说：“如今正是外交多事之秋。我的身体却不争气，不能为国效力。实在惭愧。”
李经述说：“梁总长，你日夜操劳，受累了。外交部那边，可有合适的人推荐，来代替你参加这次北京和会？”
梁士诒便推荐了三十九岁的外交次长陆徵祥。
“他能力真的行吗？”李经述一听，虽然有点吃惊，但没有否定梁士诒的提议，问道。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李经述深深懂得“外交是不能靠所谓的爱国情绪的，外交能力代表一个政府的智商高度”。
历史上真实的陆徵祥，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中华民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贡献卓著。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出自陆徵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陆徵祥主掌外交其间，竟然敢禁止大总统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徵祥废止了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总而言之，民国初立，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