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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考试,就会公布成绩,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然,子亭复试也不例外:
十四名进士,三名合格,勉强合格;十一名,水货,黜落。作弊罪名成立,证据确凿。
这是一个公允公正的结果,貌似!
一直以来,我们的思维都存在一个误区:作弊的都是水货,作弊的世家子弟更是水货中的水货。由此,我们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作弊的都是水货,作弊的世家子弟更是水货中的水货。十四位进士都作了弊,十四位进士都是世家子弟。所以,十四位进士都是水货,水货中的水货。拿这个结论去套子亭复试的结果,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就认为结果合情合理,公允公正。
然而,作弊的就一定是草包,是水货?世家子弟就一定是草包,是水货?未必,尤其是在唐代。
唐代科举制度还不够完善,不是不够完善,而是很不完善。制度的不完善,为作弊提供了无限可能。行卷、温卷、请托、通榜,这些专属于唐代科举的名词,无论它们背后流传着多少优美动人的故事与佳话,无论它们催生出多么辉煌灿烂的文化,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实际上是在作弊。
唐代科举的录取规模不大,不是不大,而是很小,小的可怜,只有区区的十几个名额。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科举精英,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你满腹诗书,即使你文采飞扬,即使把你的才学抠出来,称上那么一称,比曹子建还多那么一斗半斗,你,依然没有把握,必胜的把握。
要想在惨烈的厮杀中趟出一条血路,你将不得不乞灵于权贵,能够左右考官的权贵。因此,有唐一代,科举作弊是一种常态,是一种潜规则,除非遇到像韦贯之那样不接受任何请托的另类。当然,这里所说的作弊,不是指夹带之类的小儿科,而是指披着浪漫外衣的行卷、请托和通榜。当行卷成为一种风尚,当请托成为一个必须,当通榜成为一股潮流,不肯与世沉浮的举子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落榜,百分百落榜。
作弊,还有一线生机;不作弊,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科举精英,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拉关系、走后门,于是乎,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
因此,在唐代,作弊者未必就是水货,其中也不乏真品、精品。腹内草莽的杨浑之固然需要贿赂权贵,才大如海的王维也不得不借重于公主的推荐,就连放荡不羁的杜牧也只好放下身段、乞灵于名流的通榜……。
至于世家子弟,元和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杜黄裳,比如说李吉甫、李绛,比如说武元衡,比如说裴度,比如说令狐楚,比如说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哪一个不是世家子弟?
由此,我们读出一个结论:作弊的十四位世家子弟,可能有草包,也有水货,但,应该也有真品,甚至精品。可是,复试的结果显示:十四位进士,十一个草包和水货,其它三个比草包好那么一点点。这样的概率不能说没有,可是微乎其微,何况,主考官是才华出众、曾经做过翰林学士的钱徽。
复试有问题,复试的结果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可是,问题出在哪?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裴度们为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和异议?
问题就出在那一诗一赋上,更精确的说,问题就出在那篇赋上!
那篇赋的题目是《孤竹管赋》。孤竹管的意象出自儒家经典《周礼》上的两句话:“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圆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和“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祗皆出,可得而礼矣。”
《周礼》是儒家经典,《三礼》之一,也是唐政府明文规定的《九经》之一,孤竹管出自这样的经典,似乎也算不上冷僻。可参与复试的十四位新科进士,竟都茫然不知出处,只好胡乱涂鸦,敷衍成篇,往往下笔不足千言,离题却已万里,跑题都跑到天上去了。如果,李晨生活在唐代,一定会兴高采烈的跑到十四位可怜虫面前,大声呼喊出“奔跑吧,兄弟!”的标志性口号。
这样的结果,似乎恰恰验证了十四位进士都是草包,都是水货的结论。不过,我还是那两个字: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