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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安，白居易的心情那叫一个抑郁，对，你没看错，不是欣喜，是抑郁，因为李纯给他安排的职务是左赞善大夫。说起来，这个左赞善大夫的级别并不低，是一个正五品的官职。实际上，这也是白居易迄今为止得到的最大的官职，他从前做过的官，最高的不过是正七品的小官；至于人人垂涎的翰林学士，压根就没品。既然官不小，还不乐疯了，抑郁个球，莫非白居易精神有问题？放心，白居易精神很正常，没问题。问题是，这个左赞善大夫实在是一个可有可无、地位相当尴尬的闲官。虽然这是一个所谓的“常参官”，每天都要上早朝，可以觐见皇帝，但也只是点个名、挂个号而已，要想和皇上有进一步的亲密接触，对不起，门都没有，不要说门，窗户也没有。更要命的是，这还是一个东宫属官，也就是说，白居易现在应该算是太子的人。按说，能成为太子的属下也不错，一旦当今天子龙驭宾天，太子自然就会成为皇帝，到那时，一朝天子一朝臣，白居易岂不会官运亨通？但实际情况是，在太子那里，这也是一个不太受待见的闲官，因为太子的日常事务主要是由左右春坊的左右詹事负责，赞善大夫只是隔三差五的去拜谒一下而已，根本就没有具体负责的事务。总之，回到长安的白居易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闲人，比在老家啃黄土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
无聊，冷清，寂寞，阴魂不散的缠上了这位昔日的翰林学士，天子宠臣。但白居易实在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很快，无聊的白居易就不再无聊，因为他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事情的起因，就是那道奏疏，那道请求严惩凶手的奏疏。
说起来，白居易与武元衡似乎没有什么交情，不但没有什么交情，似乎还有点小过节，一个似乎说不上过节的小过节。过节的产生，似乎源于一个女人，一个青楼的歌女。对了，就是薛涛，薛校书。当年，色艺双绝的薛校书艳名远播，拥有无数的粉丝，其中既有韦皋、高崇文这样的政坛精英，也有张籍、王建、刘禹锡、元稹这样的文坛巨匠，就连我们的大文豪白居易先生也未能免俗，成为浩浩荡荡的薛涛粉丝团的一名成员。
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白居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攻势，其主要手段就是写情诗，一首接着一首的情诗。在白居易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薛涛不禁也有些心动，因为他的多情，也因为他的才气，更因为他的坚持。眼看就要守得云开见月明，白居易心头一阵狂喜，但乐极生悲，就在这节骨眼上，薛涛邂逅了大唐第一帅哥，武元衡。一切就这样被逆转，一见钟情的薛涛义无反顾的投入了爱情的怀抱，开始了一段风花雪月的爱情佳话。可惜，这段爱情佳话的男主角，不是预先设定的白居易，而是大众情人武元衡。一股酸酸的味道涌上了白居易的心头，是羡慕，是嫉妒，似乎也有一点点的恨。但白居易是一个豁达的人，很快他就想开了，放下了，那两人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就祝福他们吧，虽然还是有点酸酸的味道。
如今，这位昔日的情敌，大唐帝国的铁血宰相，遇刺身亡，横尸街头，还被人取走了头颅，可是，可是满朝公卿，竟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武元衡说一句公道话，就连，就连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唐天子，竟然也保持了沉默。他感到不值，为武元衡感到不值。他一定要站出来，为自己昔日的情敌讨回公道，抓住那些卑鄙的刺客，揪出那只幕后的黑手，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他要上疏，让装聋作哑的朝廷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他相信，他的上疏一定会起到作用。
但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白居易，还是不够老练，不够圆滑。他不明白满朝公卿为什么三缄其口，也不明白天子李纯为什么保持了沉默，更不明白那些宰相们为什么并不急于追捕凶手。因此，白居易绝没有意识到，他这次草率的上疏，犯了两个错误。其中一个错误，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而另一个错误，则让人抓住了把柄。
白居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上疏的时机不对。武元衡遇刺前，正在策划讨伐那些不听王命的藩镇，因而当时几个实力最为强大的节度使：成德的王承宗、青州的李师道以及淮西的吴元济，都有作案的嫌疑。淮西战役已经打响，宰相们当然希望幕后的黑手就是吴元济，反正战争已经开始，对于长安来说，只是多了一个讨伐淮西的理由而已，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偏偏事与愿违，种种迹象表明，幕后黑手可能正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人，成德的王承宗。因为，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前几天，武元衡曾经与王承宗的使者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至于王承宗数次上表攻击谩骂武元衡，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王承宗也顺理成章的成为最大的嫌疑人。经过紧急磋商，宰相们一致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集中兵力，解决掉淮西的吴元济，在这关键时刻，不宜横生枝节，挑起新的战事，因此，绝不能过早的与成德的王承宗撕破脸皮。他们不急于追捕凶手，有意放缓案件侦破的步伐，给凶手逃脱制造机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一旦凶手被捕，又供出了幕后主使，而这个幕后主使，真的就是王承宗，那么长安将陷入两难境地。不讨伐王承宗，舆论上过不去；讨伐王承宗，长安又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时和两大藩镇开战。就在这时，白居易的奏疏不合时宜的递了上来，宰相们那个气啊，这个愣头青，捂都捂不过来，还被他一下子捅了出来，这还了得，一定要将这股歪风邪气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办他，一定要办他。
当然，要办白居易，还需要一个借口。宰相们当然不会愚蠢到说他上疏内容有什么不妥，因此这个借口本来应该是很费脑筋的问题。但事实上，宰相们根本就没费什么劲，就轻易抓住了白居易的小辫子，因为白居易犯的第二个错误，友情赠送了他们一个借口，一个很好的借口，那就是，白居易的上疏不符合程序，属于“越位”。因为，上疏言事，首先应当是谏官的权力和义务，而白居易作为东宫属官，抢在谏官前面上疏，属于越级言事，有僭越职权之嫌。至此，白居易被贬官，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如果白居易与宰相们的关系比较好，还可以从轻发落，甚至不了了之，可惜，当时的四位宰相，白居易之前得罪了两个，而这一次冒冒失失的上疏，更是得罪了一个遍。
大唐帝国的宰相，一般都有五位，当时，除了遇刺身亡的武元衡，剩下的四位分别是张弘靖、韦贯之、韩弘和王锷。其中，张弘靖是杜佑的学生，白居易曾经写文章骂过杜佑，张弘靖当然不喜欢这个对其恩师指手画脚的家伙。不止如此，张弘靖与成德的王承宗关系也非同一般，因而极力反对讨伐王承宗，白居易的上疏等于给他上眼药，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吧，白居易，这次，你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要你好看。
但最恨白居易的还不是张弘靖，而是王锷。因为白居易曾经上疏，反对王锷拜相，正是因为白居易的阻挠，王锷拜相整整晚了六年，而且王锷和韩弘都是节度使兼任宰相，与那个极力主张武力削藩的武元衡本来就很不对付，这次，武元衡遇刺，他们只会幸灾乐祸，躲到墙角弹冠相庆还来不及，给武元衡报仇，笑话！惟一与白居易有点交情的是韦贯之，但他也主张应集中兵力讨伐吴元济，对于王承宗，应该以安抚为主。而且，白居易这次得以起复，本来是韦贯之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他竟然事先不和自己通通气，就冒冒失失的上疏，跟自己唱起了对台戏，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如此不知眉眼高低，韦贯之自然不肯再次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没有落井下石，趁机踩他一脚，已足见其君子风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