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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结束时已经后半夜了，周晓斌倒没有和其他同学一起坐车回学校，而是和父亲、爷爷一起直接回家了。
因为大年初二就要跟随薛老一起去苏南考察，所以周晓斌这个春节是过不成了，家里人除了奶奶抱怨了几句之外，其他人都是十分支持的，爷爷周祖德特地鼓励他好好向薛老学习。母亲张慧娟头一天就已经忙着给他准备行李了，其实也没什么可以准备的，也就带几套换洗的衣服而已，食宿方面地方上负责接待的同志都会安排妥当的，但毕竟是儿子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做母亲的总有些不舍和担心。
周晓斌原准备趁着正月去拜年时到河北廊坊的外婆家住一阵子，看来又只能以后再说了。廊坊离北京倒是不远，刚好在京津走廊的中间，不过周晓斌读大学后就很忙，暑假又去了一趟香港，已经小半年没去外婆家了。
大年初二一大早，周晓斌就坐着小叔的那辆出租车前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室，小叔的这辆出租车是什么牌子的他真没认出来，只是听小叔说是东欧进口过来的小汽车。
这次经济研究所下去考察的总共是一行六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周晓斌。昨天大年初一，周晓斌去贺教授家拜年的时候，贺教授还特别提点过他，这次下去考察的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写作组的人员，主要是下去收集地方经济的一手资料，为后续修改提供数据支持。薛老写东西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动笔前一定要下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底，写的差不多了还要再下去摸摸情况验证自己写的东西是否反映了国家经济的真实情况。
周晓斌对薛老的习惯佩服不已，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自我要求的高尚操守，是要写出真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闭门造车，泛泛而谈。现在下基层调研可不比后世的那些官员们借着考察的名义游山玩水，是真正要进工厂钻山沟的。舟车旅途劳顿不说，基层的条件怎么也不可能有计委大楼里的办公室来得舒服安逸。
薛暮桥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主要作者，也是这次调研组的组长。其实苏南是薛老的家乡，他这次也是受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王海粟同志的邀请，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革委会是全称叫做**委员会，在文ge中全面代替了各地党组织的作用，中央不由政治局说了算，而由文ge小组说了算；地方不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说了算，而由省革委主任、市革委主任说了算，所以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原来的省委副书记。
国家计委的一辆专车把一行人送到北京火车站，车站里人潮涌动，候车室里全都是准备返乡或者探亲访友的旅客。一年一度的春运正是火车站最繁忙的时候，虽然大年三十已过，但也阻挡不了大家回乡的步伐。因为铁道部运力有限，所以早在半个月前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就已经是一票难求。不过计委可不比一般老百姓，自然不愁没有车票，包括周晓斌这个临时加进来的人，每个人在出发前都分到了一张卧铺票。
而且他们一到车站就有专门工作人员前来接待，把一行人拉到一间小办公室休息。计划经济年代，得罪谁也不能得罪计委，铁道部的资金、煤炭、铁轨、车皮等等一切物资可都要经过计委负责审批和划拨的啊！
周晓斌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北京开往上海的快车，一行人到时候在南京下车，然后由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陪同前往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调研。火车在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发车，调研组的人早在休息室里就由接待的同志代为检票，列车到站后一行人从特别通道直接上了火车，避免的上车的拥挤。周晓斌当然是一行人里面年纪最小的，其他人当中最年轻的刘万春也已经四十三岁了，算得上周晓斌的爸爸辈了。
刘万春是一个十分热情，但也很有趣的人，周晓斌和调研组的人半天相处下来，关系最好的就属他了。不过他不喜欢周晓斌喊他刘叔叔，而是要周晓斌喊自己老刘。周晓斌觉得老刘倒是不显老，有一颗充满童趣的年轻的心，听他自己说他儿子比周晓斌也就小一岁，已经上高中了，不过他和周晓斌这个儿子辈的人相处一点代沟都没有，而是像老朋友一样。两人在火车上也刚好是睡在上下铺，也就一直坐在一起聊天。老刘说以前他在组里面一直听其他人喊小刘、小刘的十分别扭，现在终于当一回老刘了，这个称呼才符合他四十不惑的年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