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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即使有时心头飘过一丝忧郁与怅惘,也往往是青春年华时代对人生与宇宙哲理反复涵咏后，忽然觉悟时的淡淡哀伤”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170页。“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一类看似颓唐消沉的咏叹大可不必当真，倒可视之为少年英雄在“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之际故作深沉的表白。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其后绵延二百余年的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古典文明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了，一种新的“更行更远还生”的世风渐渐滋生、弥漫、延展，从而使唐世后期的历史图景全面改观。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认为，“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带。它包括了中唐到北宋这几百年时间，在这过渡带里，思想、学术、习俗等方面的新旧交替，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流程”同上书，216页。与此相应，唐代的士风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士大夫的心态渐由外倾返归内敛，由激昂沉于委顿，由兴奋趋向麻木，由进取转为沉潜，仿佛有一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世纪末情绪在士人中飘来荡去。用葛兆光精彩的描绘来说：
人们再也看不到盛唐时代人那种恢宏阔大、豪爽自信的气魄，而只能看到一种小心翼翼、忍耐克制的心理性格，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生活，再也不是魏晋士大夫那种蔑视一切、裸裎狂饮、神思入冥的超尘脱俗，也不是盛唐时代那种出将入相、铁马金戈式的建功立业或豪侠少年、醇酒美女式的放荡不羁，而是“简而同，肆而恭，衎衎而从容”，以求一种内心宁静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从盛唐的那些“白日”、“黄河”、“天姥”、“岱宗”、“大江”、“戈壁”，一变而为深庭小院式的细琐平易；人们的“好奇”心理——即对陌生的新事物的浓厚兴趣与探究热情——被一种对熟悉的旧事物的依恋心理即“亲切感”所代替；外部世界仿佛都与我无关，人们躲在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用“天理”调整着自己的一切思维、行为，调节着自己的心理平衡。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225页。
特别是当晚唐士人回首前代的荣光、目睹当下的无奈、瞻望前程的迷茫时，自会不由地从心底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名句。不无象征意味且耐人寻味的是，乐游原恰为盛唐时代长安士女郊游踏青赏花饮酒的胜地，“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满路”(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134页。而如今胜景不再，人去原空，乐游原无乐无游，一片荒凉，只有一位诗人孤寂的背影消融于落日的余晖，夕阳残照。
关于唐代前后期士风的变异，前人多所论及，我们也不必去一一考稽往史，这里只想举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载两位诗人的行迹，从中便不难察觉这一士风的流变，察觉古典精神向近世情趣的嬗替。这两位诗人一位是前期的王之焕，一位是后期的王涣：
(王）之涣，蓟门人，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后折节工文，十年名誉日振。耻困场屋（科举考场），遂交谒名公。为诗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曾经）共诣旗亭（酒店）。有梨园名部（名艺人）继至。（王）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高）适一绝句。（王）之涣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涣词。三子大笑。（王之涣）曰：“田舍奴（求田问舍的乡巴佬），吾岂妄哉！”诸伶皆不谕其故，（弄明就里后）拜曰：“肉眼不识泰山。”三子（指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前文提及的畅当显系误入）从之酣醉终日。其狂放如此云。《唐才子传》卷3。
这段趣闻，就是为人所乐道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此事在唐人薛用弱《集异记》里有更为详尽而生动的记述。在这段轶事中，盛唐士人那种疏狂放达胸胆开张的形貌气质，简直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而当镜头由此转向晚唐的王涣时，轰轰烈烈的燕赵悲歌便一下化为呢呢喃喃的姑苏小唱了：
(王）涣工诗，情极婉丽。常为《惆怅诗》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怀感怨者——崔氏莺莺、汉武李夫人、陈乐昌主、绿珠、张丽华、王明君，及苏武、刘、阮辈事成篇，哀伤媚妩。如“谢家池塘花笼月，萧寺房廊竹飐风。夜半酒醒凭槛立，所思多在别离中”，又“梦里分明入汉宫，觉来灯背锦屏空。紫台月落关山晓，肠断君王信画工”等，皆绝唱，脍炙士林。在晚唐诗人中，霄壤不侔矣。《唐才子传》卷10。
文中的“脍炙士林”一语，尤堪留意。它表明王涣的“惆怅”不独为个人的心绪，也是士大夫共同的隐衷，因而才产生普遍的共鸣。
《诗品》的作者、晚唐时人司空图在一封《与王驾评诗书》的信里，有一段精炼勾勒唐代诗风演化线索的文字，而这段文字也等于传神地显现出唐代士风的迁转：
国初雅风特盛，沈（佺期）、宋（之问）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王昌龄），宏思至李杜极矣。右丞（王维）、苏州（韦应物），趣味澄复，若清流之贯远。
(中唐）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稹）白(居易）力勍（强劲）而气孱，乃都市之豪估（巨商富贾）耳。刘梦得（刘禹锡）、杨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贾岛）、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
(晚唐）厥后所闻，徒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全唐文》卷809。
这就是典型的唐代士人及士风，由此而构成了唐代士人传播的行为主体。
唐代的士人传播
我们所谓的唐代士人，实际上包含着泛指与确指两层意思。从泛指的层面讲，指所有以读书为业的文化人，其中既有布衣，也有官宦，既有处士，也有显达，亦即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从确指的层面讲，主要指开科取士之士，亦即唐人说的“士子”、“举人”。他们又可细分为三类：一是已经科举及第的进士、明经等；二是获得应试资格的贡举人——包括国子监保送参加考试的国子明经、国子进士和各州每年选拔的乡贡明经、乡贡进士等参见吴宗囯：《唐代科举制度研究》，291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三是尚未获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般读书人。三者人数依次呈大幅度递增之势。有幸中举的从来都是极少数，“进士录取人数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同上书，63页。前来应试的贡举人数目则已相当可观，如杜佑说：“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通典》卷18。赵匡也说：“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通典》卷17。至于埋头苦读而准备参加各种预选以争取应试资格的士人，则多得难以全面统计了。这三方相加，便是我们确指的唐代士人。这里之所以要用科场的标尺来界定唐代士人，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一切“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隋文帝仁寿三年七月求贤诏，见《隋书》卷1。来说,不管趋之若鹜还是不屑一顾，事实上他们都直接间接地被卷入科举制度的人生游涡，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科场功名的社会磁场，即使真的清高自守满不在乎，内心也不能不受这套机制的挤压。贞观初，唐太宗有一次微服私行，看到鱼贯而出的新科进士而露得意之色，欣欣然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箭能射及的范围，喻牢笼、圈套）矣！”《太平广记》卷178。此言看似大话而实则一点也不夸张。天下的士人确实被始于隋而兴于唐的开科取士制度一网打尽了。
明确了唐代士人的概念，士人传播的含义也就容易说明了。它无非是指发生于士人中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流通。此类交流包罗广泛，其中新闻传播只是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由于士人处于上通官方下联民间的社会位置，更由于他们在制约信息影响舆论上的传播能量，他们的一切交往行为便自然构成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方面。至于唐代的士人传播具有怎样一种面貌？它由哪些要素所构成？形成何种特色？产生何种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达史上处于什么位置？等等。这些都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先总论，再分论，先全面踏勘，再重点钻探。
在唐代，士人传播主要借助于语言与文字。前者的作用体现在交友、远游、拜谒等活动中，后者的功能展示于通信、题诗、著述等行为上。前者属直接的信息交往，后者为间接的人际传播。士人间的直接交往虽然也有别于草民百姓，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一类的雅事，就不是普通民众所能企及；但是，用语言交流信息的实质则对士民并无二致。然而，士人间通过文字的间接沟通，就与普通民众无缘了，士人传播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它的种种功能与特征说到底都源于文字这个似乎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东西。
士人传播的内容，一般不外乎经籍、诗文、政事与时务四个方面，即隋文帝所说的“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和隋炀帝所说的“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隋书》卷1，卷3。之属。其中，政事与时务多属新闻，与现实密切相关。余英时先生曾指出，“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人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0页。所谓社会良心，既指他们的超越性追求，更指他们对国计民瘼的入世性承担。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于歌诗，播诸人口，往往便成为舆论的焦点。正如白居易在一封致元稹的书信中，谈及自己的诗歌广为流传毁誉不一的情形：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说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呜呼！……（岂）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
…………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四川达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旧唐书》卷166。
同为人际传播，士人的交往相对于官方与民间就享有更大的言论空间和自由度，后者一则受制于谨言慎行的自律，一则受制于无权无势的他律。因而，士人间的消息传布、信息流通就显得异常活跃，凡事经过士人一传总能引起朝野关注的轰动效应，所谓“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遍天下”《唐才子传》卷7“赵嘏”。在士人传播中毫不稀奇。被当成不掩人善的典故“说项”，就颇能说明问题。据《尚书故实》记载：
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项斯）名振，遂登高科也。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下册，1238页。
另据《唐摭言》，牛僧孺始举进士，尚未知名，以诗文拜谒当时文坛巨擘韩愈、皇甫湜，得二公赏识，意欲提携。于是，某日他俩乘其外出不备，故意登门造访，在门上大书“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几个字。第二天，京城名士纷至沓来，竞相观看，此事迅速传播开来，牛僧孺名声大噪。参见《太平广记》卷180。也许，最说明问题的还是下面这出陈子昂导演的悲喜剧：
(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器乃）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yú，共同抬东西）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太平广记》卷179。
士人传播的效力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足以代表士人传播及特性的还不是口耳相传，而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信息扩散。在唐代的士人看来，像当今消息、通讯、评论之类的新闻报道是不可思议的。一来根本不允许写,二来即使写了也无处刊登，三来就算登了也没有多少人看得懂，除了士人之外。但这并不等于当时的士人不能借助文字传布新闻，扩散信息。事实上，在唐代士人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大量类似新闻报道的文字。这类文字传统上或被划入文学，或被归于历史。这固然无可非议。但从当代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它们又未始不是新闻传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形式构成。宁树藩先生在分析新闻文体的形成与发展时写到：
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把它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是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的。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宁树藩：《信息观念与大陆新闻学研究》，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25页。
这一论断适用于现代，同样也适用于古代。
歌诗合为事而作
概括地讲，唐代士人的“文笔”即传递各类信息的独特手段，大致分为三个系列：一是文章，如书信，二是诗歌，三是著述，如笔记。文章和著述，就传播对象而言还是着意于士人自身，传播范围毕竟有限。而诗歌则不同，它是一开放的领域，面向整个社会，所谓“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旧唐书》卷166《元稹传》。台湾朱传誉先生有一观点：“口头传播是最早的传播方式之一，韵文则是为了便于口传的最早的传播技术。”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新闻事业论集》，3页。的确，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开始，韵文在我国传播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清代学人、《唐诗别裁》的编著者沈德潜为了考稽唐诗的源流，曾将先秦至隋代的“韵文”名作编成一本《古诗源》。古诗者，是与讲究诗律的近体诗相对而言的。在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典籍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历代诗歌的名篇佳句，还能挖掘出不少新闻报道的断简残编。如《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无异于报道了匈奴战败后的悲苦境况。再如《吴谣》“曲有误，周郎顾”，好似一则短小有趣的花絮，说的是周瑜精通音律，一旦演奏有误，即使他正与人高谈阔论，也会不自觉地回头扫一眼。至于像《陌上桑》、《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就更如用韵文写成的通讯报道了。梁实秋在一篇散文中，曾回忆乃师梁启超当年讲解《古诗源·箜篌引》一诗的动情场面。而《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讲述的正是一则令人心痛神伤的社会新闻：
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狂夫）遂坠河而死，妻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名曰《箜篌引》。《古诗源》卷3。
此情此景此新闻，经过“中国近现代史上名气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大师梁启超”（方汉奇语）的生动演绎，给当年的清华学子梁实秋留下难忘印象：“这四句十六个字，经他一朗颂，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演讲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到了唐代，歌诗之作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众所周知，唐代是个诗歌遍地开花全面繁荣的黄金时期，诗歌的数量之多、作者之众、传布之广、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据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统计，有唐一代计有作者3600余人，存诗55000首。这肯定是远不完整的数字。因为，“诗歌创作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不但帝王和高级官僚参与其中，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乃至和尚、道士、妓女等各种身份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们，也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11页。其间，必有大量作者的不少作品在流传中或流传前就已遗失。唐诗除了数量多质量高之外，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无所不包，完全像一部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
唐代诗人，本身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更为曲折丰富，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涉社会、干涉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就显著扩展了。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同上书，12页。
我们不应把唐代诗人理解为现代意义上专门以写诗为业的艺术家，而应看到对唐人尤其是唐代士人来说，吟诗做歌乃属必不可少的人生内容，就像牧人天天骑马一样的不足为奇。
鉴于诗歌在唐人生活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情形，我们几乎可把士人传播简单地概括为“诗传”。从包罗万象、无孔不入的意义上讲，唐代的诗传与现代的媒介倒是不无相似，即都像空气一般浸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社会的起承转合。关于唐代的诗传之效，用不着长篇大论，只需随意举上几例就足够了。据晚唐士人段成式，在其笔记著作《酉阳杂俎》中记载：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扎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他）为白舍人行诗图也。《酉阳杂俎》前集卷8。
一个下层杂役之人居然因为酷爱白居易的诗，把全身上下刺得体无完肤，刻满诗句，可见唐诗是如何深入人心。这位荆州街子的痴迷丝毫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再看一例:
唐末，有宜春人王毂者，以歌诗擅名于时。尝作《玉树曲》，云“……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讽刺陈后主）。此词大播于人口。（王）毂未（及）第时，尝于市廛中忽见同人被无赖辈殴打。毂（上）前救之，扬声曰：“莫无礼，识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者。”无赖辈闻之，敛衽惭谢而退。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下册，1669页。
提到诗人诗作，连地痞流氓都晓得都敬畏，表明唐代的歌诗直如现代的流行歌曲似的深入人心。至于下面这首郑愚的戏谑之作《拟权龙褒体赠鄠县李令及寄朝右》，甚至使一个县令都为之免官：
鄠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全唐诗》卷870。
这不是颇有舆论监督的意味么？此诗题目中的权龙褒，在中宗朝当过瀛州刺史，他的诗多打油之作，不过《初到沧州呈州官》倒不失为一条意含针砭现实的“现场短新闻”：“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全唐诗》卷869。
诗传的领域浩如烟海，即使仅梳理新闻传播一隅也觉得恒河沙数几无可能。好在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展示唐人诗传中的新闻作品，而只是通过提示此一现象来说明士人传播的内蕴与特征，说明唐代士人主要借助歌诗这一大众化手段面向社会传播新闻信息的事实。不用说，这类歌诗中的典型莫过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等历来为人称道的新乐府作品。从传播的立意看，这些作品本属“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原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就是说是有意反映现实问题、揭露社会弊端、记述民生疾苦的。从传播的过程看，“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此处白居易专门提到“核而实”，说明新乐府确是有真凭实据的，经得起核实。“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唐才子传》卷6）最后，从传播的效果看，更是显而易见不待多言，就像人们常引的元稹一段话里说到的：“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更有甚者，朝鲜半岛上的鸡林国商人“求市（买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
如果把白居易的新乐府视为新闻作品，那么其中人物新闻、事件新闻、综合新闻、特写、花絮、述评等各类新闻体裁几乎无不兼备。以人物为主的，可以举出人所熟知的《卖炭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等。《新丰折臂翁》中的老人当年为逃避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千古之下来仍感到触目惊心。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一生如此悲惨，而却深自庆幸“一肢虽废一身全”，这怎不使人愈发心痛。
白诗中属事件新闻类的《捕蝗》、《大水》、《买花》、《道州民》等，都宛若一篇篇立意深刻以小见大的新闻力作。像《买花》中那位田舍翁的感叹之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至今仍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而像《道州民》里写到的以侏儒进贡的残忍事件，就不是一般官方报道如正史所能透露的了：
道州（今湖南道县）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
综合新闻类的代表作，以《伤宅》、《重赋》、《立碑》、《缭绫》等较为知名。《伤宅》中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与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达到了同样的现实主义深度。《重赋》一篇，更是全面反映了底层民众所受的盘剥与勒索，有细节有概括，有问题有分析，不愧为一篇佳作：
国家定两税（指中唐后实施的两税法），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指宫廷库房），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新闻特写，当以《轻肥》和《宿紫阁山北村》为典范。两诗都鲜明生动地刻画了骄纵跋扈的内臣即宦官形象，给中唐以后不可一世的宦官群体勾画出传神的一笔。在《轻肥》中，他先写“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的内臣如何得意洋洋走马赴宴，又如何“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而最后以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戛然而止，使作品的意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一下凸现出来，从而获得极富心灵震撼的传播效果。至于《宿紫阁山北村》，就更像是一幅短小精粹言简意赅的新闻素描：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飱。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暴卒们）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宦官掌管的禁军）。主人慎勿语，中尉（神策军统帅）正承恩。
与以上严肃沉重的新闻相比，可当社会新闻观之的《时世妆》一篇读来就轻松多了，犹如一则新闻花絮：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笔调中流露出戏谑的味道。倘将“乌膏注唇唇似泥”同当代某种时尚联系起来读，可能就更有味道了。
白居易这些犹如新闻报道的乐府歌诗，不仅内容上以反映时事为主，而且形式上也往往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等新闻作品要素包括齐全。如《春雪》一开始交代时间：“元和岁在卯（辛卯），六年（元和六年即811年）春二月。月晦（月份的最后一天）寒食天，天阴夜飞雪。”《村居苦寒》一诗更像以导语开篇：“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新闻诗作中有的简直就如同独家报道，使我们不免对其新闻来源产生好奇，像下面这首《缚戎人》：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三十里）。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在吐鲁番），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自云乡贯（籍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失陷于吐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我）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本节所引白居易新乐府均出自《全唐诗》卷424-427。
这位早年不幸没入吐蕃的汉民，不惜抛却胡中的妻儿历尽艰险也要返回故土，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当他如见救星似地迎向“国军”时，竟被当成吐蕃俘虏，不由分说地缚捆起来，成了爹不亲娘不要的多余人。怨不得他最后悲诉道“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他的遭遇与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到的那位烽子的经历有些相似，不过烽子最终总算回到故乡，见到家人，而他却被当成胡虏而发配东南去服苦役。这则新闻的价值不言而喻，用行话讲应算一条大活鱼，问题是白居易从哪儿获得这一新闻线索的呢？这一独家报道是怎么产生的？想来应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吧。不论怎样，这类独家新闻至少表明了士人传播的独特价值，显示了士人传播的独特作用。
本章开篇处曾提到官方/士人/民间三类传播的关系。通过对唐代士人传播特别是诗传一项的解剖，我们又具体感触到这一关系的绞缠重叠。比如白居易写新乐府的实际身份就是官员，而他的诗作流传的范围又遍及民间，也就是说横跨了官方、士人与民间三个传播领域。其实，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繁复情形并不少见，对此应给以充分的强调。记不清是哪位现代艺术大师，在回答有关艺术是否有章法之类的问题时，说过一句简明扼要的至理名言：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官方、士人、民间”三类传播，也是属于大体而非定体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