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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作为顶级豪门，他们当然明白政治游戏的规则，精于此道，所以才会想到让皇帝帮忙扬名的方式。
果不其然，皇帝下令褒奖神童袁树，消息一传开，雒阳震动，远在右扶风茂陵的袁树直接就在雒阳成为头版头条，连带着他干的那些事情和提出来的部分学说思想都被传扬开了。
明白人知道这是游戏，所以跟着一起鼓掌吆喝，算是给足了袁氏面子，把这个花花轿子人抬人的游戏继续玩儿下去。
不明白的人觉得这是乐子，化身乐子人一起凑热闹看乐子，给枯燥无味的生活增添一抹色彩。
只有极少数人真的关注起了这个事情本身，关注起了袁树这个任何他提出的致良知之类的思想，并且敏锐的发觉了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但不管怎么说，袁树最初的、最广为人知的名号——神童，算是彻底坐实了。
这些朝廷、官场上的事情，袁树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很感兴趣。
这种花花轿子人抬人的事情，他只觉得无聊、恶心，有这个时间，不如进一步关注农业生产、防止夏秋之际出现什么虫害、旱灾之类的。
司隶和豫州的饥荒虽然有很大的人为因素，但是自然原因也不可忽视。
袁树依稀记得东汉末年这段时间，中原大地开始进入了小冰河期，气候逐渐转寒，越往北的地方，粮食产量就越是降低。
这一现象从眼下就已经初现端倪。
寒冷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多，温暖炎热的日子则是一年比一年少，很多有经验的老农都说近十年来，他们自己感觉到春暖来的越来越晚，而秋天却冷的越来越早。
十几年前，二月中旬桃花就开了，而现在，三月初桃花才开，整个花季延后、缩短了十几天。
由此，则越发凸显了水利工程和肥料的重要性。
天公不作美，就要人力顶上去，没有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就要依靠水利工程与肥料的助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收获更多的粮食。
有水利工程的地方，不管是旱灾还是水灾，都可以依靠水利工程进行抵挡，一定程度上削减灾害带来的影响，而没有水利工程的地方，就只能脸接大自然的伟力了。
所以袁树在粮食危机度过之后的六月中旬召开了助农行动内部会议，把这半年以来的助农行动进行了总结，作了报告，并且进一步阐述了助农行动对于致良知的必要性。
而正是因为这半年来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袁树的追随者们脱离了书籍、进入到了现实世界，知晓了诸多现实世界的难处和生存的不易，也由此获得了极强的精神满足感和成就感。
他们了解到了现实世界的残酷，但是更了解到了大家抱团在一起一致向上争取所带来的好的结果。
正向的情绪反馈使得助农会的成员们发自内心的认同致良知之学的正确性，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充盈，感觉和过去的所有时候都不一样。
人有了追求，有了盼头，有了希望，有了想要去做的事情，并且得到了正向回馈，他们的精神面貌明显与其他没有参加助农行动的士子不一样了。
他们的眼睛更亮，身姿更加挺拔，行走更快，声音更加洪亮，底气更足，逐渐与其他同门拉开了距离。
也由此，袁树产生了改组助农会、对这一组织进行更进一步的架构的想法。
他想要使之成为一个实体，而非一个概念。
本来，袁树是比较想通过致良知之学成立一个学派的，但是现实因素使得他难以操作。
虽然说当前阶段已经有很多人跟随袁树学习致良知的学问，每当他讲学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认真听讲，但是归根结底，这门学问如同所有的古文经典一样，并不能帮助大家做官。
从根本上来说，袁树提出的致良知之学是脱胎自《孟子》这本书，而《孟子》在汉代被视作辅翼儒家经典的“传”，而不是“经”，其地位和左氏春秋这一类的传文一样。
而更重要的是，《孟子》甚至没有被认为是可以解经的传文，目前来看，仅有受到党锢牵连的名士赵岐一人有著作《孟子章句》用以解读孟子，但袁树也只是听说，并未亲眼看过这本书。
就算这本书已经问世，但是时间尚短，没有有名大家进行品论，很难推广，更遑论将其地位抬高。
所以在当前这一阶段，并没有依托《孟子》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没有理论体系，就不能成为一个学派，一个学派，总要有“学”，然后才能有派。
目前整个东汉学术界，《孟子》被诸多学派当作是一本课外可以研读的优秀的课外书，没有专门研究《孟子》的学派。
致良知之学也是袁树个人提出、并没有名士大儒为其摇旗呐喊背书的一种新兴学说。
所以袁树和卢植商议过后，卢植认为，若是真的想要让致良知之学在东汉学术界站稳脚跟生根发芽，首先要让《孟子》站稳脚跟。
袁树想要发扬光大的致良知之学是从《孟子》产生的，《孟子》若不能成为显学，也就难以顺势带动致良知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