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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负责谏言的侍御史只要年纪不算太大，大都前途似锦。
没有锦衣卫可用，此时的宦官也一定要排除在外。
刘辩觉得侍御史毕竟还有一张能喷人的嘴和一颗想喷人的心。
当然，也未必全用侍御史，有合适的谏议大夫、议郎，也未尝不可用。
刘辩就打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将最初教他诗书经义的议郎梁鹄也放出去巡察一州。
如果梁鹄能在此行中有所作为，他身上天然带着刘辩的标签，未尝不可重用。
即便有了一个应对方案，袁隗依旧反对，义正言辞地谏言道：“今郡国上计，其田亩、人口皆是依据郡国现状而定，妄自增加，与摊派何异？”
司空樊陵当初只当了一个多月的太尉，深以为耻，他很清楚当初弹劾他的人里绝对少不了袁隗和他的袁氏故吏，心想，你袁隗不也没当上太尉吗！
他出言讽刺道：“袁太常的公心我是看到了。可如今国库空虚，若是缺乏俸禄，斗食小吏无力养家。听说汝南袁氏家资丰厚，袁太常自然不会在意二千石的这点俸禄，然斗食小吏只怕要无法过年了。太常既然不愿意增加租税，可有什么帮助斗食小吏过年的好主意？”
袁隗马上同樊陵争论起来，又被丁宫叫停。
余下又有几位九卿和御史中丞韩馥发表了反对意见。
但皇帝不为所动。
唯有大司农袁滂、宗正刘焉、尚书令卢植、光禄大夫周忠未发一言。
其中唯有卢植，最先知道这事一定和刘辩脱不开关系，在第一时间思考起了事情的可行性。
按照汉家制度，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三公通而论之。国有过事，三公通谏争之。
换句话说，皇帝有诏，唯有三公联合才能通过抗辩阻止诏令的发布。
即便太尉马日磾在，也愿意抗辩，但无论是丁宫还是樊陵都亲近宦官，怎么看都不像是敢于抗辩的样子。
曾经灵帝想要修宫殿但没钱，干脆诏令天下郡国，每亩田增收田租十钱。
此等诏令都能通过，更别说现在这个了。
只要皇帝坚持己见，此事的通过已成必然。当然，具体地方怎么施行，就是另一回事了。
历史上，刘焉在掌控益州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削弱豪族的影响力。他本身作为宗亲，对于地方的情况一清二楚。
而且，他依然有外任地方的想法，州牧不成，寻个合适的郡国当个太守国相也好啊。所以，愿意在此时支持皇帝的决定。
周忠扬州庐江人，新官上任，其父周景曾为三公之太尉，三公也是周忠的目标，是以唯谨言慎行而已。
卢植在思虑之后，第一个开口道：“陛下，各郡国较去年租税的增加额度，须得慎重，若是过甚，百姓定会苦之。如此，岂非与此策初衷相悖？”
皇帝点头：“卿此言方为善。”
卢植开口后，袁滂则向皇帝请求去大司农处调取去年的各郡国租税记录。
议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