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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话题,郭康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或者说,到了这个地步,理论本身已经不单单是语言学理论上的争议,而是已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挂钩了——比如对文明的理解,还有紫帐汗国的文化政策,以及修会一直以来的思路。
郭康对此,也一直不太想管。这种事,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他自己都经常不知道,未来的经验是否是正确的。
而且,这东西有个“自我证明”的问题:比如,要是刚建帐的时候,宣布各地的语言都是罗马方言,大家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种不同之处,驳倒这个理论。
但是,紫帐汗国几十年来,一直按照当年这个理论,进行启蒙教育,结果现在看,至少在广义上的罗马尼亚地区,各种语言确实都可以算是方言了。
因为语言的变化是很快的。如果人为确定了一种语言,再去找区别,乃至故意制造区别,那就很容易分开;相反,一些相邻的地区,虽然说的话有些差别,但并没有到完全听不懂的地步。稍微规范一下,让大家改几个常用词和发音,就能大幅缩小差距了。
所以,这种事情,郭康觉得就是个政治问题。尤其是汉语在紫帐汗国的地位,到底是不是类似西边的拉丁文那种“公文语言”,也就是个定义问题。
而且,紫帐汗国目前这种,都已经算是比较“严肃”的讨论了。要知道,有些情况下,事情的发展甚至能归结于更加无厘头的因素。
在郭康那个时代,汉语就经历过“文白分离”。但这个过程并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各种有意无意地曲解,想当然的脑补,和生拉硬扯的暴力论证。
最早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大师级人物——胡适。他的理论来源很简单直白:欧洲人用各地的口语书写,取代了拉丁语这种死语言,所以中国也应该用口语化的“活文字”,也就是白话文,取代已经是“死语言”的文言文。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套理论里,文言和拉丁语是对应的角色。
但是,欧洲的传教士们,却早就有不同的意见。在他们看来,作为整体的汉字,才是和拉丁语对应的。他们认为,在东亚,汉字实际上是一种等同拉丁语的“国际语言”,不管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如此。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就算不会说,也能写汉字,乃至直接借助汉字相互交流。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了。
所以,在欧洲学者看来,文言和白话,都属于“通用语”范畴,是一种“神圣的无声语言”,维系着庞大的帝国。各地的方言,才对应欧洲的地方口语。
同样,在民国文人的话术里,白话文虽然被称为下层的、非正式的语言,但它的历史并不短暂,文化积淀也非常丰厚。胡适后来自己都承认,他们对于白话文的作用,远不如但丁、薄伽丘之于意大利语,或者莎士比亚之于英语,谈不上后面几位这样,开宗立派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和欧洲的文化运动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