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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最早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他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然而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伟大。我说的伟大并不是那种官运亨通的政客或者战功赫赫的军人所能得到的，那些人的光环来自他们的职位，而非自身的本事；等到时过境迁，他们将会变得微不足道。人们常常发现，离任的总理原来只是个能言善辩的口舌之士，卸职的将军也无非是个软弱可欺的市井之徒。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才是真正的伟大。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很难不对它产生兴趣。他发人深省，他引人注目。他被嘲笑的时代早已过去，为他进行辩护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举动，对他加以推崇也不再是离经叛道的表现。他固然有种种缺点，但在世人看来已经是瑕不掩瑜。他的艺术地位或许尚待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扬或许就像贬抑者对他的抨击，都是信口开河的胡说，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拥有天赋。依我之见，艺术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艺术家的人格。艺术家哪怕有上千个缺点，但只要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那就是可取的。比如说，我认为维拉斯凯兹的绘画技巧比艾尔·格列柯更为高明，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却不如后者高，因为那个克里特画家生性放荡，命途多舛，又不惮将其灵魂的秘密和盘托出，仿佛那是永恒的献祭。艺术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主要是通过对现实进行拔高或者美化来满足人们的审美意识，但有的艺术家也将其个性赤裸裸地袒露在他的作品中。探索这种艺术家的秘密是很有乐趣的，跟阅读侦探小说差不多。他的作品就像无言的宇宙，充满了有待发现的奥秘。斯特里克兰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透露出他那奇特、痛苦而复杂的个人经历，所以有些人虽然不喜欢他的画，却不能等闲视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对他的生平和性格充满极其浓厚的兴趣。
直到斯特里克兰亡故四年之后，莫里斯·修瑞才撰写了那篇刊登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的文章，使这位原先籍籍无名的画家不致湮没于世，并开辟了那条让许多跟风的作家紧随而来的道路。长久以来，莫里斯·修瑞是法国声誉最隆的评论家，他给出的评价又是那么高，所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赞美显得有些夸大其辞，但后继的评论家却证实他所言非虚，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在当今的声望，也是牢牢地建立在他奠定的基础之上的。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极具罗曼蒂克色彩的事件。但我并不打算分析他的作品，除非那些作品涉及他的性格。我无法苟同某些画家的看法，他们倨傲地宣称门外汉根本不懂绘画，要对他们的作品表示欣赏，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递上支票本。这种认为艺术无非是某种手艺，只有行内人才能完全理解的观点其实是荒唐的误解，因为艺术是情感的流露，而情感所说的语言，则是每个人都懂的。但我也承认，对技巧没有实际认识的评论家确实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就绘画而言我又是极其无知的。幸好我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先生既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备受推崇的画家，他已经在那部短小精悍的著作里详尽地探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这部著作文笔之华丽堪称典范，可惜这种文风总的来说在英国已经式微，不如在法国流行。
莫里斯·修瑞那篇著名的文章扼要地讲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他有意借此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由衷热爱艺术的他真心希望那些有识之士能够注意到一位极具独创性的艺术天才，但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炒作高手，知道只要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这个目标就会更容易实现。等到许多在从前和斯特里克兰有过接触的人——有些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马特区的咖啡馆和他相遇的画家——吃惊地发现当初他们眼里那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原来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而他们竟然失之交臂以后，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就出现了许多文章，既有回忆和他的交往的，也有表达对他的赞赏的，这让斯特里克兰的名气变得更为响亮，却满足不了公众的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欲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不计其数，勤奋的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在他那本令人肃然起敬的专著中列出了许多信实可靠的篇章。
编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如果超群出众的人物在其生涯中遇到某些令人感到惊奇或者神秘的事情，人们就会极其贪婪地抓住不放，将其演绎成一段传说，然后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人们对平淡生活提出的浪漫抗议。传说里的轶事变成了英雄晋身不朽境界最可靠的通行证。有幽默感的哲学家在想起沃尔特·雷利爵士时难免会哑然失笑，因为他之所以留驻在人类的记忆里，竟然是由于他曾经解下披风供伊丽莎白一世踏足用，而不是由于他打着英国的旗号去过许多尚未广为人知的国度。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事迹流传不广。他的仇敌不少，朋友却不多。所以可想而知，为他树碑立传的作家自然只能用活灵活现的想象来增补吉光片羽的回忆；人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这显然给胡编乱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于是在这些人的笔下，他的生活是古怪而可怕的，他的为人是孤僻而乖张的，而他的命运则是催人泪下的。没隔多久，这些天花乱坠的描写就变成了明哲保身的历史学家不敢轻易质疑的传奇。
但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偏偏不是明哲保身的历史学家。他宣称世人对他父亲的后半生有许多曲解之处，他撰写那部传记就是为了“消除流传甚广的误会”，还说这些误会“给生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很显然，民间有关斯特里克兰生平的传闻确实有不少会让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感到尴尬。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很好笑，并为此而十分佩服自己，因为这本书是很单调沉闷的。斯特里克兰先生描绘的是一个出色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和蔼、勤勉又正派的君子。精研那门叫做解经的学问的现代神职人员固然均已掌握涂脂抹粉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竟然能够如此“诠释”他父亲生平中那些他作为儿子不便记住的事实，这种文过饰非的本事假以时日定能让他在教会中平步青云。我已经看见他结实的小腿紧紧地裹着主教的绑腿。这件事是有害的，尽管去做它可能显得很勇敢，其实斯特里克兰的声誉之所以与日俱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人普遍接受的那个传说；因为很多人被他的艺术吸引，要么是由于他们很讨厌他的性格，要么是由于他们很同情他的惨死；儿子好意的举动等于在父亲的崇拜者头上浇了冷水。就在斯特里克兰先生这部传记出版并引起争议之际，佳士得拍卖了他父亲的重要作品《撒玛利亚的女人》，成交价居然比九个月前降低了两百三十五英镑（当时买下它的是个著名的收藏家，但那收藏家后来突然死亡，所以这幅画又回到了拍卖行），这绝对不是没有缘故的。光靠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能力和原创性，也许并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除非热衷于编造神话的人们能够迫不及待地摈弃这个打破他们对非凡人物的幻想的故事。幸亏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博士及时撰写了那部著作，于是所有艺术爱好者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
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博士所属这个流派的历史学家不仅相信人性本来就是恶的，而且还要糟糕得多；有些恶趣味的作家喜欢将罗曼蒂克的伟大人物描绘成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相形之下，反倒是这个流派的历史学家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乐趣。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很不乐意认为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的；而要感谢上帝的是，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服我相信提庇留就像英王乔治五世那样，也是英明神武的圣主。在论及罗伯特·斯特里克兰那部天真的传记时，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博士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让人读起来很难不对那位倒霉的牧师产生同情。他的知而不言被定义为装聋作哑，他的谀美之词被抨击为谎话连篇，就连他的为尊者讳也被指责为背信弃义。就因为这些从作者的角度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以儿子的身份却是情有可原的缺点，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竟然也惨遭株连，被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博士指摘为假装正经、言不由衷、虚伪狡诈，令人大倒胃口。我个人觉得斯特里克兰先生有点不择手段，比如说为了反驳那种认为其父母之间颇有“龃龉”的观点，他举例说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曾在巴黎写信称其太太为“厉害的女人”；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博士居然有本事原样复印了那封信，其实信上写着的是：“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她是个厉害的女人。我真希望她下地狱啊。”在其势力如日中天的年代，教会也是这样处理不受欢迎的证据的。
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博士狂热地崇拜着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但你无须担心他会对其进行美化。他目光犀利，能看到那些貌似天真无邪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卑鄙可耻的动机。他既是精神病理学家，也是艺术研究者，潜意识对他来讲毫无秘密可言。他比神秘主义者更能从普通的事物看出深刻的意义。神秘主义者看到的是难以言喻的奥妙，而精神病理学家看到的是不可明说的隐秘。这位博学多闻的作者如此费尽心机地去搜罗每个能让他的偶像蒙羞的事迹，真是叫人叹为观止。每当举出冷酷无情或者鲜廉寡耻的例子，他就对其偶像满怀同情之了解；每当利用久遭遗忘的逸事来摧毁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的孝顺之心，他就像卫道士审判异教徒那样兴高采烈。他的勤奋程度是很令人称奇的。再微不足道的琐事他也绝不放过，假如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有笔洗衣账尚未付款，那肯定会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假如他借了人家半克朗没有偿还，双方经手的每个细节都不会被忽略，这一点读者绝对可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