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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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娃崇尚的是独立、自由的活着,并没想真正加入甚组织,他想得很明白:“我就是想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既不想叫别人管,也不想去管别人。合则留,岐则分,同则聚,异则散。我可没说服别人的想法跟本事,别人也很难说服我。甚事想不明白、弄不清楚,没人能强迫,也不愿意强迫任何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也勿施于人。打小我就是个犟种,说倔犟行,说脆弱也行,说敏感还行。我就是一个想法纯粹的男娃娃,性情不成熟,但心灵还算洁净。就象家乡大海子的水一样,清澈透明,什么都摆在脸上。心里可没那么多是是非非,没那么多的欲望、野心,说是一个到现在还没长大的小娃娃也行。对也好,错也罢,是也好,非也罢,都看得很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璧立千仞,无欲则刚。我就想多看看不一样的的风景,过过不一样的人生,想想不一样的事儿,探探不一样的真相。我就是不甘心,纯好奇,就是想发出独有的声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笨笨的男娃娃,可这就是我,改也改不了,学也学不来。”

这段时间上海很紧张,街道上满是行色匆匆的人流。一个个大包小包拎着、扛着、背着,好像大难临头的兽群在逃命。男娃每天白天都在忙活集会的杂事,很晚才能回到榆生租住的地方。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男娃听见炮火声一阵阵传来,远处还能看到火光在闪耀,把天空映照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男娃担心着海涛跟同学们:“也不晓得海涛有没有危险,也不晓得同学们住的旅店那边咋样了,有没有事儿,几个好朋友也不知道咋样了。”榆生天天看着男娃,不让他出门,就是男娃闹活,也是一齐出门,形影不离。男娃也不晓得外面究竟咋样了,心里担心得很。男娃每天就在焦灼中度过,只能从买回来的报纸上知道点儿消息:“没什么好消息,时局好像越来越坏,上海看样子守不住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汪乔山找上门来说:“军队都撤离了上海,只有四行仓库还有人守着,同学们都在筹集药品、食物,帮助守军。”吃了顿饭,汪乔山就走了,临走说要去帮助那些守军。男娃忍不住,半夜悄悄拿了些糕点、纱布、消炎药片放在书包里,悄悄溜出去,没惊动榆生。他认识四行仓库,一溜烟跑过去,从楼房的阴影中溜边往那儿跑。突然有一把枪顶住他的头。“枪口黑洞洞的好吓人。”他凝神一看:“巧了,海涛。”男娃激动的说:“哥,你咋在这儿,不是都撤走了吗。”海涛搂住男娃说:“不怕死啊,黑灯瞎火的乱窜个甚,要不是正好哥值夜,你小子就挨枪子啦,快回去吧,子弹没长眼睛,那边更危险。”男娃摸摸海涛身子开玩笑说:“还齐活,没少个啥零件。我带了些东西给你们,快拿上。要给我杆枪,我也能战斗。”海涛没好气地说:“看把你能的,这是烧火棍啊。快回去,我估摸着,我们也快撤了。”男娃磨蹭了半天,恋恋不舍的走了。回去没几天,他听说海涛他们这伙人都撤进了租界,但都被限制了行动,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男娃和榆生说了,两人也没个主意。他眼瞅着局势一天天坏起来:“上海沦陷了,南京沦陷了,长沙沦陷了,武汉沦陷了,每天都是坏消息。”男娃在租界里的报社又找了份工作,每天闷头干生活,还学会了喝酒、抽烟。他整天不是干生活,就是在街道上瞎转悠,有空就往海涛他们封闭的地方跑,看能不能瞅见机会见上一面。

汪乔山很忙,可再忙,他都要抽空去看看刘林跟海涛:“我们三个都是怀揣理想,可以为理想拼命的斗士,都是肝胆相照、惺惺相惜可以同路的有志青年。一直想叫这两人成为自己人,不晓得有没有那么一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办完事儿,他一看天色尚早,又正好在租界,就拐到了榆生家。他在楼下喊了一嗓子:“林子。”一颗小脑袋从窗户上探出来,瞅了他一眼,挥了挥手,就不见了人影。不一会儿,楼梯上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男娃一见他就搂住他,用力抱了抱:“老汪,老长时间不见了,想死我了。走,跟我去吃顿好的。”

两人勾肩搭背进了个西餐厅,男娃叫了一桌子好吃的,有披萨、鸡腿、沙拉、牛排,还叫了两瓶红酒。汪乔山责怪地说:“真奢侈,普通人都快吃不上饭了。”男娃眼珠一转狡黠地说:“老汪,你可不普通。这顿饭还是要吃的,你晓得今儿个是啥日子吗。”汪乔山一脸懵懂无知地说:“啥日子。”男娃唉了一声说:“你是干大事儿的人,肯定早忘了,今儿个可是我上了你的贼船的两周年纪念日。”汪乔山才恍然大悟,拍了拍脑门,叹了口气说:“一转眼,我们来上海都两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男娃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可不是吗,我们一伙男娃娃,来上海都整整两年了,我都十八九了,成大后生了。这个上船的日子,我可一直都记得,永远忘不了,那张船票我还一直珍藏着呢。”汪乔山说:“这两年,经历的事儿太多。大家伙儿变化挺大的,有几个都回老家了,就咱们几个还坚持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几个也算得上裴多菲的同路人了。”男娃说:“你说的没错,我找不到自由的真谛,就坚决不返乡回家。”汪乔山说:“我今儿个正好有空闲,咱这难兄难弟就好好吃,好好喝,不说那些烦心的事儿了。你不是一直为追寻自由而活着吗,我就说说我对自由的一些想法。”男娃一本正经地说:“洗耳恭听,干了再说。”汪乔山把杯里盛的半杯红酒一干而尽,吃了几口菜说:“自由是个很形而上的东西,是理想中的东西,许多人为了它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理想不是目标,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一条路,一个方向,自由配得上理想这两个字。自由有很多种说法,我心中的自由就是不受欺压,能痛快的说话,痛快地干事儿,痛快的活着。自由一个人想要,一个家也想要,一个民族想要,一个国家还想要。我的理想就是为全人类的自由去吼喊,去干事情,去拼命。如今国难当头,外寇入侵,自由就是寻求民族的独立、民众的解放。有的人任人欺压,不反抗,默默的承受。我们几个做不到,我们会去反抗。游行、示威、抗议是一种反抗,罢工、罢学、罢市也是一种反抗,抵制洋货是一种反抗,流血牺牲也是一种反抗。只要反抗,就有自由的一天。我是一天不死,就要反抗一天。”男娃责怪地说:“别说那些丧气话,我们几个都要好好活着。喝酒,喝酒,干了,干了。”他先干了说:“我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性子,爹生娘养胎里带下的,这辈子是改不了啦。”两人吃了个肚儿圆,喝光了两瓶酒。男娃买单付了账,两人相跟上出了门。汪乔山说:“坚守本心,多思考。最近少出门,多看书,我走了。”男娃忧虑地说:“你多注意安全,干事儿慎重些,再小心都不为过,不多说了。”他又搂住汪乔山抱了抱他,他心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萦绕不去,心绪难安。

男娃跟婉儿好上以后,两人常到黄浦江边散步,吹吹海风,看看海鸟。瞅见男娃心情好的时候,婉儿跟他说:“我是上海本地人,父母年轻的时候,跟随家里的长辈来沪打工,就在上海定居了下来。爹娘都是小职员,爹上过洋学堂,如今在洋行里工作。娘在绣坊里打工,补贴点儿家用。这几年,娘又生下弟弟妹妹,家里都快住不下了。”男娃说:“你爹娘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也挺不易的。”

她说着说着,就想起打小娘就整天唠叨的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姆妈嫁给你爸算是白瞎了眼睛,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供他念书。他倒好,整天不务正业,肚子里没存下二两墨水。一天就晓得拽几句洋文糊弄人,高不成低不就的。赚下点钱就花天酒地、胡吃海喝,只顾着自己个儿逍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他也不管不顾。你个小囡囡如今也长大了,你爸又是这个样子。姆妈养你不容易,侬一定要嫁个好人家,不要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操心个没完没了。姆妈命苦,你不要嫌姆妈啰里八嗦。”

婉儿黯然神伤,叹了口气,跟男娃接着说:“我上的是洋学堂,教会办的。平常在学堂里吃住,放假才回家里住几日。家里的困窘我都看在眼里,早就厌烦了弄堂里的生活。我想去留洋,可是家里没钱供。我也想早点找个家境殷实的男人,把自己嫁出去,可我皮相文才并不出众,没有几个追求者。我只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小女生,只能默默的打理着自己的生活,静静的在这个时代沉浮。直到那次集会的时候,一个略显青涩的男生闯入了我的视野。男生很有激情,吼喊得很大声,上台演讲的时候,男生用明显带有浓重口音的北方话大声说话,挥舞着小拳头拼命的吼喊,他的口才很好,他的文才也很好,听得周围的学生热血沸腾,跟着他一齐挥舞着小拳头吼喊。男生年岁不大,十六七岁的样子,看他的穿扮都是时兴的上海货,家境看着也不错。我动心了,集会散了的时候,我不离男生左右,男生招呼大家去吃饭,我也莫名其妙地跟去了。男生点了很多饭菜,还点了一壶黄酒。男生们说着集会的事儿,女生们说着学堂里的琐碎。一顿饭吃下来,我就跟男生熟络起来,他叫刘林,来自西安。他说的镇北在哪儿,大家伙儿都弄不明白,我也弄不明白。他说他家在上海有生意买卖,有一家成衣店,他邀请学生们有空去店里坐坐。我说我想买点儿换季的衣裳,想去店里看看,要给我便宜些噢。男生说,那当然,我如今是那儿的少掌柜,也就是少东家,上海人管这叫小开。大家伙儿能上我那儿,我开心还来不及,欢迎惠顾。我就跟几个女生去看衣裳,男生叫了几辆黄包车,大家伙儿就去了店里。一进去,我就看出来,男生来上海以后,花了不少心思。店铺打理了二三年了,铺子已有些上海本地老店的味道。橱窗布置的很雅致,店里的货物也很齐全,男女成衣都有,主打的是镇北坎肩,如今男式女式的都有,听说都是在镇北那边做的。那个男生偷走了我的心,他还不自知。”男娃尴尬地说:“我晓得你对我好,我也晓得你的心意。可我现在还没想好。”

男娃一下子又想起那天聚会以后发生的事儿:“记得那天一到店里,看到一件件坎肩,我的心一下子就又飞回了镇北,眼前又出现了兰子心疼得叫人流泪的娇好面容,柔美身子。榆生说月月都两岁了,我也是当爹的人了。女生们叽叽喳喳在店里闲逛,东挑西拣,看着啥都要比划一下,我无聊的在店里闲坐,看看窗外的街道发呆。女生选好了喜欢的衣裳饰物,我叫过来榆生悄悄交待了,都给了最惠的价钱,半买半送了。女生们高高兴兴走了,我把她们送上黄包车,自己也坐了一辆去了报社。一年多了,我也由校版的小工转为编辑助理。这是主管有回看到我去投稿,拿过去看了一下,觉得很有见识,文笔也跟得上当时的文风,向编辑推荐了我。编辑觉得我写得挺好,叫我做了他的助理,就是在众多的稿件当中挑出来适合版面主题的文章,编辑再在我这些初选的稿件中最终选定上版的文章。平时看我为人谦和热情豪爽,主管一看就晓得我家底殷实不缺钱,是个有想法有情怀的娃娃,前途无量,提携一下肯定百利而无一害。我在初冬送来件羊羔毛坎肩给主管,他很高兴,夸赞做工精致,穿上薄软暖和,听说是我自家作坊出产的,他更高兴了。我给了主管一个地址,跟他说有什么需要,去店里找一个叫榆生的男人,报上是我报社的主管就行。主管笑了笑没说什么,只是叫我常来跟他说说话,说跟年轻人说话总是叫人开心的,何况还是我这个有些才华的年轻人。

好象打那儿起,婉儿就对我上心了,她想多多接近我,了解我,跟我说话,跟我活动。她慢慢走进了我的生活,两人成了可以一齐散步,一齐念书,一齐集会的好朋友。可我对她总有种淡淡的疏离,并不想跟她亲近,跟她亲热。好象她为此很苦恼,她想走进我的心里。她打定主意,跟定我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她跟我自然而然地在一个房间里过了夜,做了成年人该做的事儿。

当她从馆子里买来蟹黄包,大米粥到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屋子里转圈圈。婉儿当做没发生什么的没事人似的,叫我过来跟她一起吃了早点。我们两人都没提昨晚发生的事儿,一如既往地做好朋友。可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对恋人或者情人的关系了。

没有什么波澜,婉儿没多久就从学堂毕业了,说自己不想回家住。我给她租了个小房子住下,帮她在报社找了份儿抄抄写写的生活。我还是跟从天津来的朋友们住在一起,只是一起在报社一搭干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婉儿常邀请我去小屋吃饭,随便干点儿成年人爱干的事儿。我没有拒绝,也没有找借口敷衍,一如既往关心她,照应她,我们两人就这么不温不火一天天过去。

我从来没提过成亲的事儿,婉儿暗示了无数次,甚至好长时间不搭理我,我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一如从前,如同初见的时候,如水般温柔地对待她,只字不提往后的事儿。她不晓得我有多为难,咋跟她开口吗。”

男娃只是经常默默地陪伴着婉儿,他不晓得自个儿该咋办:“这是个无解的难道,我能咋办吗。谁能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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