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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死讯传来,东魏西荆州治所全城为孝武帝治丧,一片稿素。老百姓不知道皇帝的死因,由此引起一片连锁反应——潼关脚下的王思村村民,因为那年向逃难的皇帝奉上麦饭,天子到长安,后来减免了该村十年的税赋。村民们感念皇帝的恩德,当然要为皇帝吊孝。老百姓憨厚朴实,况且其地域本来就属于西魏管辖,自然是一片稿素,为其致哀,只以为子民吊孝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想到这却成了对宇文泰的示威和谴责。
远在西荆州的城市属于东魏,宇文泰没有管辖权,奈何他不得,也就罢了。近在咫尺的王思村,地域本属西魏,居然也全村农夫尽皆丧服,这就让宇文泰觉得很没面子;就在潼关眼皮子底下白花花一片丧服,这国际影响也太坏了,宇文泰哪里忍得下这口气。
去年,可朱浑道元叛逃,这使得宇文泰心里隐隐不安,总想对南北两地同时动武,让各方晓得西魏大丞相的厉害。此时出现全国性的致哀示威,令宇文泰的威信扫地,大丞相就想在征伐东魏的同时,对老百姓来一番洗脑,重树威风。由此,宇文泰找到内阁大都督、北雍州刺史于谨商量对策。
当年,为接收弃洛阳西上的孝武帝元修,也就是于谨献的计,目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让宇文泰独掌朝纲。后来,目的是达到了,却弄得君臣反目。本以为皇帝成了大丞相筷子上的肉,后来却变成了麻烦事,简直是没想到“挟”在筷子上的天子,却成了吞又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的一块硬骨头,才弄出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宇文泰希望从于谨这里得到好主意。
于谨对西魏的军政格局、钱粮财政都十分清楚,以目前的处境,以目前西魏的国力,是很难和高欢抗衡的。既然此次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为大丞相重树威信,战争就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手段,如果此时南北同时出兵,影响就不宜搞得太大,不可为此激怒高欢。于谨对宇文泰建议说:
“北方讨伐曹泥,灵州远阻,军队长途跋涉,劳民伤财;可令李弼、赵贵二人相机而动,只要能拔掉曹泥这个痈痀,不论采用什么手段都行,责成他们可便宜行事。想来李弼是聪明人,一定会不负大丞相所望。至于三荆地区的卢氏、淅阳一带,此时为孝武帝服丧,这影响确实太恶劣,已损害了大丞相的声望。目前朝中重臣王思政、斛斯椿、独孤如愿等人,这群人既掌握着大权,又都是跟随孝武帝同时西进关中的旧部,焉知其对孝武帝驾崩一事,心中不怀有怨恨。大丞相可以假手于人,测试此类人的忠诚度。”
宇文泰其实对这些人也是放心不下的,这次南向动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但要向这些人委以兵权,宇文泰心中既不捨,又放心不下。就谨慎地说:“只怕以上几个人都信不过呀。”
于谨点头认可:“王思政胸怀大志,不可委以重任;斛思椿野心勃勃,更不能假以兵权;唯有独孤如愿,此人从千里之远即追随皇帝,从此事就可以看出此人是愚忠型的干部,可以放心大胆地委他前去征伐卢氏、淅阳等地,借此也可以考验他对大丞相是否忠诚不二。”
宇文泰一听于思敬分析得如此深刻,不禁击掌赞叹道:“知我者,思敬先生也!”
第二天上朝,宇文泰同时向南北两方发布征讨令:北方以李弼为主帅,赵贵为副,出兵讨伐曹泥。南方以独孤如愿为主帅、杨忠为副,讨伐东魏守将辛纂。
话分两头,先说北方战场。主帅李弼少有大志,膂力过人,深谙武功,年轻时就对朋友放言:“丈夫生世会须履锋刃,平寇难,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阶资,以求荣位乎。”可见,李弼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志向的人。
可是,北方这条战线,以乌兰关守军北上讨伐曹泥,谈何容易。灵州西邻黄河,北靠柔然,突然出兵的话,如果前遭曹泥拒战,后被柔然突袭,弄不好就会全军覆没。显然,这是一次火中取栗、刀上舔血的军事行动,既然如此,还是就让赵贵那小子去送死吧。
于是,李弼也来了个假手于人,为此,他多了心眼,对副帅赵贵说:“曹泥小竖,不仅胸无大志,又还贪得无厌,深受灵州百姓怨恨。大军此去,不用说灵州指日可平。丞相赐我建功立业的机会,真是看得起我,我这就领军北上,赵将军你留守乌兰关。”
赵贵一听有这种好事,居然被主帅一口独吞,自然不服气,“主帅主帅,在家里煮饭洗涮”。好事都让你占了,我们这些打冲锋的将军,冒死冲锋还有啥意思。自然很不高兴地闹起来:“我赵贵是个职业军人,效命疆场,马革裹尸是我不悔的选择。您是主帅,应该留守乌兰关大本营(煮饭洗涮的话没有说出来),末将这就领兵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