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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文泰以高欢逐君之名予以讨伐的时候，高欢意识到河洛之地西接长安，南临梁境，无险可守；宇文泰的部队若顺水东下，在孟州、嵩山一线对古都实施包围，那么，洛阳指日可破。东魏的首都破灭，高欢怎么向国人交待，看来迁都是最好的办法。高欢决定将京都迁往邺城，以避其锋芒。
决定之后，高欢下令在三日之内，八部三省阁台官员全部东迁，将京畿改名为洛州。十月二十七日，四十万户洛阳军民狼狈上路。所有马匹运送物资，只允许尚书丞郎以上官员乘马，其余官吏僚属只得骑着小毛驴，随行迁徙。洛都搬迁邺城，承担运输任务的是麻祥的物流运输公司。麻祥（见拙著《百年繁复》）已日渐衰老，新夫人姓綦毋，两人多年无子嗣，业务主理交给舅子綦毋怀文打理。
这次东迁，留守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改邺城为邺都。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高欢三弟），侍中孙腾共同辅政。留守邺都。这是自董卓专政，迁都洛阳到长安，三百年来又一次大迁徙。
负责迁徙事务的高澄，虽然只有十四岁，因自小跟随在父亲军中历练，人小鬼大，这次迁徙时结识了独自留在大丞相府的王妃郑大车，对郑妃的美貌垂涎已久，为其后两人的通奸埋下了伏笔。后来，高欢出使离石，为剿灭伪汉王刘蠡升，军政大事皆委与高澄，更是天假其便，让二人成就男女之好。
高欢从可朱浑道元口中知道孝武帝元修被毒害始末，极为震怒，驱驾邺都，召集战前会议，决定为孝武帝治丧，全国下半旗致哀。太学博士潘崇和却不同意这样做，出班启奏说：“君遇臣不以礼则无服。是以商汤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纣，礼宜无服。”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孝武帝被弑，皆因他自己“无礼”在先之故，可元修毕竟是高欢一手拥立的君王，且无大恶，怎可与桀、纣相比似呢？高欢不同意这样服丧，一代帝王之死，此举确实太过简陋。百官自然从高欢眼中读出了不如意。
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同时出班启奏说：“高王及众臣可以无服，独高后与永熙离绝未彰，断无发妻不服丧夫之礼，宜在宫中设位举哀，改服守孝。”
其实，郑大车才是元修名符其实的原配妻子、未亡人，由她来为亡夫守灵名正言顺。可大臣们都知道，郑妃被高欢纳入怀中，谁又敢来捋虎须，惹高王记恨呢。所以，转而让高荷出面治丧，这样的建议合情合理。
可是，对这样的建议，清河王元亶又不同意了。他毕竟是“太上皇”，十一岁的儿子元善见是当今皇上，刚刚坐上帝位半年都不到，新皇帝、新都城，要在宫中为孝武帝设灵，实在是太不吉利了。即便设灵，也只能在洛阳故宫，怎么能设在邺都新宫呢。元亶就双眼哀哀地望着高欢，恳求说：
“孝武帝得高王拥立，才能登临圣位，而今弃高王而去，丧崩于长安，若只以高后一人服丧，毕竟不成王礼，宗室皇亲也应有代表参与。可派司州牧元韶代表皇室宗亲服丧，能否请在洛阳故宫或在大丞相府设置灵堂。”
要皇后高荷孤零零一人重返洛阳故宫为元修守灵，简直是荒唐。高欢也觉得在大丞相府以女儿高荷的名义为元修举哀，可以借此洗刷自己逐君的罪名，更为皇室宗亲派出代表为元修服丧表示满意，同意在邺都的大丞相府设置灵堂。他为了向宇文泰弑君的行为表示抗议和谴责，同时命令西荆州（今河南卢氏县），百姓为元修稿素，致哀。
公元535年三月初十日，东魏大丞相高欢导演了一出历史上最为可笑的守灵仪式：女儿高荷以未亡人的身份为孝武帝在家搭设灵堂，守灵致哀。皇室宗亲只有彭城王元勰的孙子，也就是孝庄帝元子攸的哥哥“无上王”元劭的儿子元韶参与。
不论想象力多么贫乏的读者都能想到，在诺大一座丞相府，一个是年轻英俊的亲王，一个是青春靓丽的皇后，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想不发生故事都不可能。一对青年男女刚刚在灵堂里守孝几个晚上，就发生了不可能不发生的故事。
三月谷雨之后，中原大地生意盎然，万物竞发。守寡多年的高荷更是春心如潮，意马难栓。半夜更残，灵堂里宫女们都昏昏睡去。高荷独自撑着困倦的身体，恪守最后的人妇之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