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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章 明清的战争与和平
崇祯十年，在清朝再次进攻朝鲜和皮岛之时，明朝正忙于平定北方的农民军。当时，熊文灿节制直隶、湖广、河南、四川、山西、陕西军队，统筹进攻农民军。
崇祯十年是大旱之年，当年闰四月，刑科给事中上言：“今日之旱，殆非寻常灾异也，天下财赋之地，已空其半，又遇骄阳亢旱，吴、越、楚、豫、燕、齐之间不知几千万里，是所未尽空者，殆将并空矣。”到了六月，山东跟河南一带又发生了蝗灾。蝗虫遮空蔽目，农作物大受其害，也因此，很多衣食无着的农民加入了起义军，农民起义方兴未艾。
当年八月，农民起义军进攻中都凤阳，张献忠率军抵达扬州附近。不过当时明朝气数未尽，明朝西北地区有一个政治明星正抵达他的履历巅峰，他就是孙传庭。
孙是崛起于明朝九边地区的肱股之臣，天启朝时担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元年陕西地区爆发反明农民起义，“流贼大起，明庄烈帝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屡击斩贼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陕西延绥就是陕西榆林。
崇祯十年十二月，洪承畴和孙传庭协同围攻北方的农民军。崇祯十一年上半年，孙传庭率军进攻农民军取得了空前胜绩，各股农民军相继被明朝击败，张献忠向明朝投诚，刘宗敏隐匿于深山峡谷之中。
崇祯帝运筹攻剿农民军十年，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彻底扑灭农民起义之火的可能。
到崇祯十一年八月，明朝基本击败了各主要农民军，各股民军“降略尽”。当时也是张献忠人生的“至暗时刻”，麾下大军为大明击败进而被遣散，只能只身一人骑着骡子躲进了湖北跟河南交界的山区，开始了“潜龙在渊”的时段。
也就是在这种明朝内部秩序逐渐稳定的大背景下，明朝和种花家以及皇太极再次开始了议和协商。
其实在崇祯朝之前，明朝同边疆势力的议和并不罕见，其中一些议和，主流观点也予以了正面评价，如对隆庆至万历初期的“俺答封贡”的论述，“俺答汗为促进蒙汉和好所作的努力，蒙汉互市的热闹情景，并配有俺答汗和三娘子亲临互市市场载歌载舞的插图”，反映了明蒙议和带来的和平和安定。
实际上，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和万历中兴的实现，“俺答封贡”是最为重要的外因。“俺答封贡”是明朝空前绝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结束了明朝同蒙古近二百年的争斗，明朝的北部边疆至少有80%的地方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
在“俺答封贡”的背景下，张居正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内政、进行改革，也能集中兵力处理另外20%边镇的边患，而不是常年疲于奔波、应对边疆事宜。
在古代，中原政权同北方游牧政权的议和实在是不罕见，就以北宋与大辽的澶渊之盟为例，北宋此前虽然倾尽国力试图收回幽云十六州地区，但经历了多次激战，多是惨败而归，甚至宋太宗赵光义差点为大辽所俘虏。
从这个角度看，北宋是有雄心壮志的，奈何北部边疆崛起了空前强大的大辽，且有直接治理汉地的执念，故北宋君臣心有余而力不足。宋辽双方在长期对峙和损耗之后，都觉得这种民不安生、统治者也不安宁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宋真宗时北宋和大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一百年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史家虽然指摘北宋军力衰弱无法收回幽云地区，但对澶渊之盟的正面影响也并未否定，即此后北宋的相对盛世也是建立在该盟约之上，而大辽也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崇祯十一年六月，明朝边将与清国协商议和，辽东巡抚方一藻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崇祯帝，他认为，此时明朝军队相对孱弱，对内需弹压农民军，对外需应对满蒙联军，实在是顾此失彼、国力不支，因此主张同清国议和。
在方一藻看来，议和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因为隆庆朝时明朝曾与漠南蒙古议和息兵、万历时实现了俺答封贡。
方一藻的建议，得到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支持。结合崇祯朝明朝与清国（崇祯九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关系来说，议和并非不能选择。
其实不仅是崇祯帝，甚至包括一些权臣，都觉得同清国长期对峙，消弱了明朝自身的实力，内心有议和的念想。但是他们都太要面子，或者是缺乏担当，害怕议和从己出而遭到言官的群起批判。
那为什么俺答封贡可以实现，而崇祯帝等君臣却羞于公开主张议和呢？崇祯朝与清国议和，同隆庆朝与蒙古议和最大的区别在于，清国不仅侵占了明朝的部分辽东地区，甚至将都城迁往沈阳，明摆着打算长期据有明朝土地。
所以，对明朝来说，议和而不能收回故土，于情于理有些说不过去；对于清国来说，议和确实可以，但底线是占有明朝的辽河以东地区。二者在议和的条件上互斥，但如果议和条件不成熟，或许可以协商暂时停战。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朝就是此类的典型。准确的说，在崇祯十一年时，明朝与清国议和，还是有实力和资格的，因为明朝的“内忧”即农民起义基本被压制，明朝暂时只有清国这个眼前的对手，明朝同清国议和，不至于进一步丧失领地。
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推几年，那时农民起义再次如火如荼，中原局势乱成一锅粥，而明朝的辽东镇又陷入清国的重压和围困之下，彼时且不说清国是否愿意同明朝议和，即便愿意，那恐怕也是明朝进一步割地求和，对明朝君臣来说更是“丧权辱国”了。
结合崇祯十一年明朝与清国的情形来看，此前虽然满蒙联军不时绕过山海关深入明朝京畿地区劫掠，但多以掳掠各类生产和生活物资为目标，其背景是明朝与清国的互市断绝，清国决定采取野蛮和暴力的方式获取相应物资。
所以，清国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前提下依然提出议和，其重要缘由是希望通过议和恢复两国互市，同时，也希望通过与明朝达成和平关系，巩固自己在辽东地区的领土，并降低明朝对辽河以东地区的战略威胁。
当时，明朝也在同清国的持续对峙中越来越觉得得不偿失、力不从心。从萨尔浒之战到崇祯十年，这二十年来，明朝在与清国的对峙中不仅没能收复领土，反而让清国多次进入京畿地区肆意劫掠，即便是正统朝的“土木堡之变”、嘉靖朝的“庚戌之变”，明朝也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尊严也未如此被频繁践踏。
所以，在清国同意议和的前提下，部分明朝官员认为议和并非不可行，甚至并非是没骨气，他们认为，可以同清国进行暂时的议和，而非永久的放弃辽河以东的土地，用时间换空间，养精蓄锐，待到明朝国力恢复或等到清国内部动乱，再图进取。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可以卧薪尝胆、再复越国，并赢得了后世史家的钦佩和赞扬，那么明朝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有人认为崇祯皇帝是一个“甩锅侠”，除了在形势十分严峻之时下罪己诏之外，平时经常让官员背锅，所以崇祯朝阁臣换了又换，边将或贬或杀，各路人物匆匆忙忙、粉墨登场又狼狈下台，渐渐让朝臣们看清了崇祯帝的性格。
既然自己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且随时可能成为弃子，因此到了需要有人背负骂名冲上一线为皇帝分忧解难之时，罕有人替崇祯帝分忧，君臣信任之疏离由此可见一斑。
就崇祯十一年明朝君臣对同清国议和的态度来说，崇祯皇帝和一些大臣是“想和而不言和”，而明朝的九边将领却是“暗和而不明和”。
皇帝放不下面子，大臣们没有担当，明面上的议和便不太可能了。庙堂之上，君臣相互甩锅、各自取暖，苦的确实明朝九边边军，他们是明朝应对满蒙联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满蒙联军侵扰明地的首要之区。连年的战事弄得他们筋疲力尽，虽然守城尚可，但无力野战，边军们最害怕的是议和失败而导致满蒙联军入侵京畿，那样他们又不得不远离边镇去北京勤王，甚至在宽阔的华北平原同满蒙精锐骑兵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