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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南侯张老五，庐州六安人，参与灭林丹汗，平定河套草原，进爵南侯。
白莲北侯张老六，安徽相城人，参加白莲教起义，归顺种花王后屡立战功，平定河套草原，随种花王西征，北征大漠，进爵北侯。
豫章侯牛金星，沔阳人，投靠种花王后屡立战功，参与征陕西和山西之役，后留守归化城，进爵豫章侯。
东平侯牛银星，牛金星弟，参与南平山西，扼守黄河，镇守山西，安抚流民，进爵东平侯。
宜春侯袁芳，河北人，归顺种花王后，随征西，从袁崇焕镇北方城，进爵宜春侯。
宣宁侯周仓，寿州安丰人，随大军攻取河西走廊、陕西，功勋卓着，进爵宣宁侯。
河套侯肖华荣，归化人，贡献很大，进爵河套侯。
河南侯刘九，先参加平定境内贼寇，屡立战功，进爵河南侯。
公爵，是功臣最高爵位，开国六位公爵中，都是随种花王出生入死的独当一面的忠臣。
侯爵，仅次于公爵的爵位，开国二十八侯爵。
伯爵，是第三等爵位，开国伯爵中是以官职在白马军营长以上，以及刘家大院的在白莲教人员。
最后是男爵，白马军中排长以上，守备兵营长以上授予。
富商吴养春之死折射出的明末乱象。
大明王朝走向崩溃，其实是从万历中后期开始的。此时高拱和张居正等强势首辅推动的改革，已经随着他们的倒台和被清算，而被彻底终止。
这使得朝廷本就窘迫的财政再度恶化，而着名的“万历三大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却终于让大明国库空荡得可跑老鼠。
开战一时爽、破财心头痛，本就贪财的万历皇帝开始不择手段的疯狂敛财，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晚明的种种乱象，大部分都种因于此。万历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四处漏风的烂摊子给儿孙们，在内忧外患之中不堪重负。
万历驾崩，其子泰昌帝又是个短命鬼，登基不久就被一颗红丸送上了西天，皇位就传到了万历嫡孙朱由校、朱由检那里，而这对难兄难弟就是明朝最后两任皇帝天启和崇祯。
祖父埋下的锅，只能由孙子们咬牙背起来。而实力强大的文官群体在万历后期就基本掌控了朝堂，年轻的朱由校继位后不得不依靠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来与之争夺大权，于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争大戏就揭开了序幕，其余波到满清入关之后仍荡漾不绝。
天启六年，奉旨办案的锦衣卫千户王莅民，将来自徽州歙县的富商吴象春父子押解进京。因为是钦犯，所以此案主要由东厂和锦衣卫审理，刑部和大理寺最多只是与闻。
而案犯的罪名主要是“私占黄山木植”，终审判决是罪名成立，朝廷将吴氏全族家产充公。可是早在判决之前，吴象春父子三人，就已经在诏狱中被拷打致死，不久后其妻子、女儿、乃至老母亲都相继自尽。
不仅如此，在后期朝廷的追赃行动中，还造成多家歙县大族家破人亡的悲剧，但也起获了白银六十多万两，连同前期抄家所得，朝廷共得到了上百万两现银的收入。
阉党声称此案证据确凿，案犯是罪有应得。案件的缘起是朝廷要重修早年被火灾焚毁的皇宫“三大殿”，而这必然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
此时木头的来源主要集中于遥远的西南，运到京师的话费用惊人，所以揽下此事的魏忠贤意图从徽州境内的黄山采购木材。而吴家以盐商起家、后来却成了徽州有数的木材供应商，在黄山有大片私人林场。
他们知道给朝廷供应木材不仅无利可图，还有可能损失财富，所以动用一切人脉关系在京钻营，大把银子撒了出去，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决心推动此事的阉党自然不会退让，而吴象春这样的豪商也不是什么一尘不染的小白羊，很快就被抓住了把柄。
一是他早年为了吞并从弟吴养泽的家产，设计将其害死。其二则是早年他曾逼死了自家管家，管家之子吴孔嘉发奋苦读、中举后又考中进士，还投靠魏忠贤成了阉党干将。
以这两件事为突破口，阉党又认定吴家倾吞了大量国有林木，倒卖谋利，这才有了罚没吴氏全部家产之举。至于追赃过程中牵连无数，那就纯粹是殃及池鱼了。
到了天启驾崩、崇祯登基后，魏忠贤被追究，此案又被此时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翻了案，认定这是阉党制造的一起大冤案。
到底谁是谁非，到今天也还在争论不休。但值得注意的是，吴象春的父亲在万历年间曾向朝廷多次捐款，累计超过了白银五十万两，大大缓解了财政困难，而他家在黄山的林场究竟有多大出产，最后的判决中也从未提及。
所以事实上导致他家破人亡，其实主要是自己家的巨额财富，以及朝中两大集团对财政主导权的争夺。而此案导致的后果，就是以徽商为代表的江南富商们，宁肯将家产任意挥霍，也再不愿意向朝廷随意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