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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尔哈齐努力收编归顺部落之时,朱翊钧正坐在坤宁宫中,十分认真地盘算着那建造潞王府时省下来的三十万两银子该怎么花。
时至仲夏,紫禁城天穹澄明,廊外庭中的蓬蓬翠树郁郁如盖,遮去了一片始之萌发的燥闷。
朱翊钧端坐在坤宁宫殿中,坐榻旁的躺柜上摆着一盘冰湃杨梅,盘中红果一枚枚水盈滚圆,萦绕着白气丝丝,在雕蟠螭纹八角形玉盘中摞成了一座朱砂山子。
他的对面一左一右分别坐着永年伯王伟与郑国泰,王伟正拿着一份奏疏,认认真真地向他的皇帝女婿禀报漕运改海运的私下招商结果。
而郑国泰却恭谨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地同皇帝一起听着王伟的汇报。
“……最后一位,是定国公徐文壁。”
王伟抬起头来,有些诚惶诚恐地道,
“定国公乃皇上之班首重臣,嗣爵年久,又有俺答封贡之功,臣以为其之可靠。”
徐文壁的加入其实是朱翊钧的意料之内。
明朝的开国六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之中,只有魏国公徐达一家一直传承到了明末。
其余五家不是被废黜削爵就是被论罪清算,只有徐达一直小心谨慎,使得后代子孙保全善终。
至于徐文壁的“定国公”,实则是徐达魏国公爵位的另一支衍生。
原来徐达去世后,朱元璋令其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之爵。
而徐达的另一子,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是徐达的第四子,本来并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魏国公爵位。
谁知在建文皇帝继位后,这两兄弟恰好碰到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
徐增寿当时倒向了燕王一系,并且成为了朱棣在南京城中最重要的内线之一。
虽然后来徐增寿暴露了身份,被建文帝所杀,但等到朱棣进城登基以后,为了表彰徐增寿对燕王一系的忠诚和贡献,便追封其为定国公,世袭罔替,令其子徐景昌继嗣。
而徐辉祖是站在建文帝这边的,朱棣一方面出于人心考虑,另一方面顾念徐达的功绩和他兄弟徐增寿的拥戴之功,所以仍然保留徐辉祖的魏国公爵位。
于是徐达一门就有了魏国公和定国公两个爵位,后来定国公一脉跟随朱棣迁都到了北京,而魏国公徐辉祖一脉则继续留在南京。
历史上这两支仅存的大明开国公爵之后都一直传承到明末,定国公徐允祯为李自成的大顺军所杀,魏国公徐胤爵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后剃发降清。
“他家一门两国公,徐文壁名下良田五百顷,食禄二千五百石,拿出些钱来投资海运倒也不算甚么。”
朱翊钧笑了一笑,伸手一指身旁的那盘杨梅,道,
“岳丈念了大半晌的奏疏,先吃几颗杨梅解解渴罢,苏泂有一首诗,‘不羡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写得很得这个形象。”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皇帝的几个有名后妃的父亲在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差。
和崇祯皇帝那个面对皇帝女婿要求“助饷”而硬是一毛不拔的老丈人周奎比起来,王伟已然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由于朱翊钧是现代人,他心里总还是将“万历皇帝的岳父”当作“皇帝的长辈”,而不是一个普通臣子来对待。
其实朱翊钧也知道,历史上真正的“皇帝女婿”绝不会对自己的岳父那么尊敬。
当年伪满覆灭后,溥仪和他那一大家子人在准备逃亡日本的途中,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当溥仪被当作战犯被转移到伯力收容所时,失去了奴仆的他,依旧十指不沾阳春水,任由他的弟弟、妹夫和岳父照料服侍他。
溥仪的岳丈郭布罗·荣源依然以“臣子之礼”对待他那个已经沦为战犯的“皇帝女婿”。
除了依然每日跪地请安外,当时已经六十一岁的荣源还天天主动去帮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房间,甚至是端饭。
末代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万历皇帝已亲自临朝执政,权势如日中天,实际上并没有对自己岳丈这般客气的必要。
但是朱翊钧比较讲礼貌,他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讲一样的现代礼貌,断没有到王伟这儿就突然变得恶声大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
王伟一听就跪下了,
“勋戚富贵满盈,旱涝保收,故而手头才有闲钱资商海运,那些普通商人魄力甚弱,且胆小怕事,自然无从参与其中。”
朱翊钧原看了一上午的文移,又翻查了一下午的,阅览成祖年间的造船史料,后又一路乘辇至坤宁宫中,不曾稍歇。
夏日的晚风吹得他的嘴皮有些干皴,此刻见王伟当头一跪,那唇齿间便生出少许滞涩的粘腻来,
“果真如此吗?”
朱翊钧问了这一句,舌头缩在微微颤抖的牙根肉儿的后头,自行舔舐着那发干的龈腭,
“你们不是一直同朕说‘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今日之利近在眼前,海商们反倒退避三舍了呢?”
王伟的脑门上立时便沁出了许多汗来。
郑国泰见状,忙也跟着跪了下去,回道,
“皇上明鉴,自古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皇上虽有匀利之意,然商贾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以图成,难与谋始。”
“再者,大明官商久不联络,据臣所见,各行商贾对官府中人往往敬而远之,何况南方海商原本就自成一体,如何能与我等勋戚筹谋国计?”
朱翊钧顿时发现自己在之前规划海漕买扑的主意时,遗漏了一个容易被现代人忽视的关键点。
晚明到底还是封建社会,能与官府进行交往的商人毕竟为少数。
南方海商即使在朝中能获得相当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也是源于“宗族”关系的衍生,这种政治资源只能作为民间商贾的庇护,而不能自行转化成商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