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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以前臣下奏谏陈词，都用上书的名称。古代“言笔未分”之时，不分君臣，互相来往都用书，秦虽改书为奏，但因为离古代还不太远，所以仍然有人用书。动静最大的应该算是汉代的缇萦上书，名医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动，不仅宽免淳于意而且废除肉刑。此后这种文体就一直流传了下来，只是用的甚少，到了唐代偶尔用“书”作为外交文书的一种。唐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但也不是不用，偶尔有几个御史需要壮大声势的时候，还是会拉着一帮官儿来个上书，当然了这种事也不能次次用，毕竟涉及的人数太多，一旦皇帝顶住压力，硬是咬牙不理会，这事儿也就没意思了，况且激怒了皇上带来的罪责可是人人有份，风险不小。所以极少有官儿这么做。
杨峥身为首辅，按说用不着这么做，可碰上了刘球这等一根筋也不好硬着推脱，先不说推得推掉，就说以刘球今时今日的名望，一旦自己不答应的事情传扬了出去，自己的名声毁了不说，弄不好还毁了自己先前苦心经营的局面。
”大人不妨先看看！”陈循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杨峥开口说道。
杨峥哦了声，忙将那奏章给接过，其实这奏章他看过，数日前就送到了内阁，大概的意思是说，古代圣王不做无益之举，所以心正而上天不反对他。臣愿陛下勤于御临讲经筵，引进一些儒臣，来讲解追求至上之道，务必使学问功夫到家，理性和欲望判然可分，这样则圣心正而天心自顺。政令出自陛下自己，则权力就不会下移。太祖、太宗每天临朝三次，经常把大臣召到便殿处理百政，权力归总于上。陛下已登基九年，对于事体已经逐渐熟悉，愿陛下遵守二圣的成规，恢复他们亲自裁决政事的做法，使权力归一。
古代选择大臣，必定先询问身边的人，以及大夫、国人。大臣犯有过失，虽犯到大辟之罪也不用刑具处决，只将他赐死。现在选用大臣不曾都出于公论，到他们有了小的过失，便加以桎梏，拷打他们。但过了不久，又给他们复职，这很不是待大臣之礼。从今以后选择任用大臣，应使公论感到满意。大臣有小过，则放过不问。果真是不可原谅，也要交给法律部门定罪，让他们自作打算。不要动辄就抓起来，以便不违背他们供奉天职之意。
如今的太常，也就是古代的秩宗，一定要选得清明谨慎、熟习礼法的大臣，然后才可与神明沟通。如今太常寺正卿佐官都出缺，应选择儒臣，使他们掌管这一职务。
古代出巡考察行狩，目的是为了考察官吏得失，询问民间疾苦。两汉、唐、宋鼎盛时期，都多次派遣使者巡行郡县，洪武、永乐年间，也曾实行过。现在已久不这么做了，所以官吏多贪污残暴，民不聊生，而军卫之中尤甚。应选择公正廉明能干之臣，派他们分别巡行天下。
古代君主不亲自审理刑狱，一定要交付理刑官，是因为担心会凭自己的喜怒而在定刑时有所轻重。近来法律部门所呈上的案件，多是奉了敕令增减轻重。法律部门不能坚持原则上奏，到审讯别的囚犯时，又观望圣旨以为轻重，因此百姓多受冤枉，应该让他们各司其职。至于运转输米等作法，都不是古法，尤其应该废除。
《春秋》对于营造建筑工程，都加以记载，是告诫后人不要烦劳百姓。京师修建已五六年了，说是不烦劳百姓，但却役使士兵，难道军人不是国家赤子吗？况且工程多已完工，应该停工以解除人民的压力。
各地水旱灾害发生，有关官员既不赈济救灾，又不请减免租税，有的还是徒事虚文而已。应令户部定期赈济，量加减免租税，使百姓不至于失业。
麓川连年用兵，死亡十分之七八，军费开支和封赏的爵位不可胜计。现在又派蒋贵远征缅甸，责成他们献出思任发。即使真的擒拿回来，不过是悬首于通衢示众而已。而缅甸将因此要挟功劳，一定请求与木邦共同瓜分其地。如果不给则会惹他们动怒，给他们则两蛮坐大，这是减一麓川而生出两个麓川。假如一有失误，则兵事不已。臣见陛下每次审理重犯，多宽宥他们，令他们从军，仁心如此！现在却因为想生擒一个失地的逃窜之寇，而驱使数万无罪之众奔赴死地，这岂不是有悖陛下好生之仁！况且思机发已曾派人来朝贡，并非没有悔过乞免之意。如果敕令缅甸斩思任发的头来献，仍敕令思机发全部割出四境之地，分给各寨新归附的蛮人，则一方可得安宁。
迤北朝贡使者越来越多，包藏祸心，诚然难以估测。应分派给事中、御史巡视京师边防各军，及时训练，不要让他们向各厂借用工役之人，服役于私家。公开实行武选以求良将，制定招募之法以招来武勇之人；广办屯田，公行盐法，以充实储蓄，使武备不缺，而对于外患也有防范。这些话儿只字未提王振，但处处针对王振，所谓的收归权势与杨士奇当初的用意可谓是殊途同归，一旦皇帝当真按着奏章来，王振十有八九是没好日子过了。
以他为官十余年的经验来看，这本奏章无疑具备了杀伤力，但杀伤力有多大还有一个后天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来自紫禁城的小皇帝，如果说小皇帝对王振恨之入骨这奏章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了，可皇上根本没当一回事，这洋洋洒洒的数千言的奏章，说得好听点是一篇不错的道德文章，说得不好听点其实就是一堆授人以柄的罪证，这事儿搁在十年前杨峥没准儿毫不犹豫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谁没年少轻狂的时候，谁没有不顾后果的时刻，但事实是他并非十年前的他，这十余年他目睹了杨士奇的落败，杨荣的郁郁而终，杨溥的无奈，李时勉的惆怅，就连王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权势的巅峰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小皇帝对王振的信任，王振的心思与手段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正因为清楚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说十年前他能不管不顾，那是因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挡在他的前面，事情闹得再糟糕，也有人帮自己去收拾，可如今不同了，他越过杨士奇、杨荣、杨溥站在了权势的最顶端，说谋划的不再是个人荣誉得失，而是一个王朝的稳定繁荣，十年的转变让他很清楚自己肩膀上担负的责任是什么，正因为知道自己担负的责任他才不会由着性子胡来，联名上书看着是不错，但很冒险，他非但不能参与，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两代人铸就的局面，容不得他有半分冒险的心思。
“大人觉得如何？”刘球盯着杨峥问道。语气里满是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