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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沿袭秦制，仍设”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始称”谏议大夫”，置三十人。汉时，谏议大夫是光禄勋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汉文帝属善纳谏言之君，曾下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凡任谏职者，须进行”直言”之士的对策，策试成绩优秀，则可任职。汉时的著名谏官有刘辅、王褒、贡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胜、严助等人。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秦汉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官衔，亦可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
宋代也重视谏官，曾专门从”三省”中的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另外，改唐时”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失”。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王安石《上田正言书》谓正言者”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症，蹇蹇一心，如对策时”。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司马光在迁起居舍人时，就是同知谏院，并有《谏院题名记》一篇。宋代谏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说：”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时。”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宋以前，言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吏，纠弹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谏官也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和谏官也分别职司，并不兼领职务，后谏院独立，权力扩大，并且规定谏官由皇帝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谏官虽然可以谏诤皇帝，但也有纠绳宰相之责。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jian邪佞妄，严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皇帝，监察政府有御史台。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合流为”台谏”。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就与谏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关系。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废除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于门下、中书二省，专供谏职，不得越职言事。谏议大夫赵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流俗为”给谏”。但实质还是谏官，但纵观历代谏官，可以说明朝的言官最为厉害，这一点无论是朱元璋的时代，还是朱棣的年代都有体现，当然了，最能体现是在后期。
如嘉靖时，《明世宗实录》载，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丙子），公元1566年，升总督三边右都御史郭干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升户部右侍郎陈其学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这样，陈其学在五十九岁的时候又获得升迁，由户部右侍郎陕西巡抚升任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陕西三边总督（节制甘肃宁夏陕西三边，甘肃固原宁夏延绥四镇）。
据《明世宗实录》载，上任之初，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兵部就复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遴条陈四事：一、添设府同知二员，列御延安驻札榆林，分管边腹城堡不预他务。二、凡总兵衙门原调尖儿手人马查照各堡尽数发回，以后将领务严行操彩，各堡自有精兵，毋得擅自调操抢兑以致单弱。其入卫游兵有逃故者，径于本军户内勾补，果系户绝亦设法召募，务充故额勿得借桃选之名徒坏军政。三、榆镇入卫之兵每营留三百人，以抵蓟镇军门，所抽选操下九百之数，仍准添募游兵二枝以济缓急。四、该镇见有总督抚按等官，遴以边政久犯，欲再遣经略大臣，恐多官事扰不如责成遴等为便。
一个月后，陈其学再奏边防五事：一、调腹兵以补空边，二、视功次以激勇力，三、量缓急以摊军储，四、处供馈以豫冬防，五、备战马以充卫额。陈其学言到：“三边四镇，地里浩渺，兵稀粮少，戎律失弛。仍严革横派，广恤穷军，精察地形，熟演武艺，明斥堠，远哨听，诘奸慝，招投降。凡保障陕民者，罔不尽心以为之豫。”
正当陈其学招募兵马、补充缺额、严肃纪律、整顿军务之时，发生了俺答入侵的事儿。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丙辰），公元1566年，陈其学刚到任不久，就发生了套虏万余骑由延绥平山墩入寇事件。总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虏众不敢进。虏遂分其众为二，一支奔保安、安定、安塞等县；一支径抵延安府关外。固原总兵郭江副总兵时銮等坚壁不战。三边总督陈其学辩得虏已深入，遂遣都司冯时泰等出边揭其巢，巢陷，至虏急回巢救援。之后的十月，俺答又犯固原总兵官郭江战死。再犯山西偏头关、大同，参将崔世荣战死。
当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驾崩。
明朝的言官们真是厉害，他们不打仗，不种地，不做工，专门整人。陈其学就是在陕西巡按御史温如玉和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的连续奏报中被革职的。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陕西巡按御史温如玉报定边营被虏且及二旬尚无出塞之期，请追究文武诸臣、总督陈其学、巡抚王遴、总兵郭琥等责任。而褒恤死事总兵郭江等。
温如玉，郧阳城人，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嘉靖三十二年，登陈谨榜进士，先出任过荆襄行人，御史衔，掌管传旨、册封、抚谕等事。之后他担任两淮盐政监察御史、苏松巡按、关中巡按、吴下巡按和山东观察副使。他位列大夫，死前是执掌一省的按事分巡察，为主管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的副长官。清同治《郧县志&#8226；人物卷》对他的介绍为：“温如玉，字孟醇，号少谷，嘉靖进士，事亲以孝闻。除行人，拜御史，巡鹾浙江，按苏松、陕西，绰露丰棱，著有《延绥善后图》、《苏松赋役法》，擢山东副使卒。”温如玉死于隆庆己巳年，时年四十一岁。
之后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又言陈其学儒缓，与陕西巡抚戴才俱非军旅才，宜急选才望臣代之。
欧阳一敬，字司直，彭泽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兵科给事中，从七品。欧阳一敬由于其深厚的骂功，被人称作“骂神”，靠一封封奏疏使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二十余人，并侯爵一人、伯爵两人皆罢免。弹劾过英国公张溶（张玉后代）。当时御史胡应嘉在嘉靖皇帝病危时弹劾内阁大学士高拱。嘉靖病重，奏章落到高拱手中，高拱大怒，但胡应嘉虽与高拱结仇，却依旧任官。直到隆庆年间，杨博主管京察（对官员的考核）时，一贯威风的言官却一反常态地被裁。胡应嘉在京查结束后大加弹劾杨博不裁山西人（杨博是山西人）。高拱感到有机可乘，便想把胡应嘉赶下台。然而这一举动触犯了言官们的利益，纷纷弹劾高拱，高拱一一化解。此时骂神欧阳一敬也弹劾高拱，将高拱比作宋朝大奸臣蔡京。而且还表示，如果高拱要处罚胡应嘉，那就先处罚自己。高拱请求内阁首辅徐阶处罚言官，徐阶不允。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站出来弹劾欧阳一敬和徐阶，但并无效果。徐阶也暗命六部官员弹劾高拱，高拱一气之下只得罢官回乡。看看言官们何等厉害，内阁何等混乱，连阁老高拱都被弹劾出局。
欧阳一敬依靠自己的口才驳倒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名声愈盛。然而之后徐阶退休，三年后，高拱依靠宦官陈洪和隆庆皇帝的宠信再次回到内阁，并且被授予吏部尚书的职务。吏部尚书有权调离官员，于是三年前弹劾高拱的言官大多被革职、调任或者罚俸。欧阳一敬深感压力，于是他主动辞职。然而回乡途中，欧阳一敬郁郁而死。这位“骂神”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自严嵩败，言官争发愤论事，一敬尤敢言。”在刑科任给事中时，欧阳一敬就弹劾过南京侍郎傅颐、宁夏巡抚王崇古、湖广参政太常寺少卿应槐、礼部尚书董份，至董份、应槐、傅颐罢官。之后，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由俞大猷接任）。三个月后，弹劾陕西三边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仅凭“儒缓”一词，就至陈其学、戴才罢官。之后，相继弹劾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英国公张溶、锦衣卫都督李隆等，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于是，在温如玉、欧阳一敬的弹劾奏报下，皇帝下旨，请令户兵二部破格发帑银马价以极匮济急，并选举废弃将官才勇可用者。兵部复具如二臣言。
上曰地方失事重大，陈其学革任听勘，吏部急推相应者往代，毋绥，遴琥各住俸。督副总兵黄演等戴罪杀贼，废弃将官堪用者兵部具以名闻余悉如拟，于是增郭江左都督赐谥立祠，谕祭营葬具如张达例，荫一子世袭指挥佥事。发太仓银四万两，马价银二万两运赴该镇给用。已改刑部左侍郎霍冀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陈其学；起原任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杨巍代替戴才。
一个“儒缓”竟成罪名，这样，由刑部左侍郎霍冀代替陈其学接任了陕西总督，而宣府巡抚杨巍则代替了戴才出任陕西巡抚。
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一月，陈其学六十岁时首次革任听勘。实际上，隆庆元年4月才追究嘉靖45年10月虏寇杀总兵郭江及杀千总高岚等14人的事，也才罢了陕西三边总督陈其学和陕西巡抚戴才的官，令其回籍听用。同时夺延绥巡抚王遴的奉禄；革了总兵官郭琥的职；守备高元吉等53人也纠治如律。
紧接着，陕西巡按温如玉又以虏数犯边境杀掠无数请治总督霍冀及巡抚王璘罪。霍冀刚上任就遭弹劾。兵部议，王璘已经降奉，勿论。霍冀刚接任抓紧修边，以观后效。
其实，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份，陈其学才从户部右侍郎总督南京粮储任上接到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任命。不知道陈其学是从南京到西安上任还是从北京到西安上任，也不知道他是骑马还是坐轿子，最快也得五月到任。而上任仅仅5个月就遭到了弹劾。三边总督督的是陕西宁夏甘肃三边四镇（包括甘肃、宁夏、固原、延绥四镇），陈其学可能连自己的防区都没来得及跑一遍，连军事会议也没来得及开一次，手下的人马刀枪还不完全熟悉，手下的大将听不听喝，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也没把握，就遭到弹劾，继而革任听勘。而在这之前的10月，陕西总督陈其学和蓟辽总督刘焘三年考满，刚刚获得升迁。那时候的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指挥了，固原离陕西总督行辕至少上千公里，一个命令没有几天根本传不过去。是陈其学得知虏深入犯边，即命令都司冯时泰出边一举捣揭其巢，才解了边关之围，言官们却视而不见。
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其实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后来者，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干脆任由他们骂来骂去，最后的结果是明亡于万历成了定论，这种风气到了崇祯的时候，更为明显。
崇祯时，大明已经是到了亡国的地步，言官并没有发挥他们本该有的作用，相反，他们趋媚权贵，各自为政，如兵科给事中曾应遴最显反覆小人之态。曾应遴本为杨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杨嗣昌一死，则力攻之，居然疏请剖棺戮尸，“摇尾生前反唇死后”，以怨报德。杨嗣昌死后，他又相继趋附薛国观、周延儒，周延儒得势时，曾应遴逢人就说：“我一生不负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迨延儒奉旨看议，则又从注籍中仓皇送单，读其议，凛然霜钺矣”，其卑鄙反覆一至于此，士大夫刚正、凛然的气节荡然无存，末世景象尽显。一些有识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感叹崇祯末“士气卑坏至此，亦亡国之兆。再如，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就向明朝发出议和。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给大明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崇祯皇帝经过权衡，也有议和的心思，当下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后金说和，此举说白了是无奈之举，同时也不失为缓兵之计，此计谋一出，崇祯皇帝就担心和谈之事外廷知晓后会阻挠反对，再三叮嘱秘密进行。可是和谈还是因偶尔疏忽而泄密了，言官们一听骇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顾兵部的艰难处境，纷纷反对。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陈新甲的责任，认为他“主和辱国”；给事中廖国遴等四人浑水摸鱼，也极力倡言杀陈新甲，表面上是以《春秋》大义反对议和，实则是出于索贿的目的。陈新甲家人赶紧活动，这四名言官收到贿赂后马上论调大变，又倡言陈新甲必不可杀。但议和的消息闹开后，言路已汹汹然，思宗迫于舆论压力，改变初衷，让陈新甲做了替死鬼，议和中寝，明朝失去了最后的翻盘的机会，可以说言官在其中的作用就不是什么好作用，可即便如此，皇帝最终迫于言官的言论，不得不就此作罢，足见言官的厉害。
再如后来的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有意迁都，陈演“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建议提调吴三桂保卫京师，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征调吴三桂“勤王”，陈演、魏藻德两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祯骂他：“汝一死不足蔽辜”。三月初四，崇祯终于决定，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护卫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三月上旬启程，十六日入山海关，二十日至丰润时，李自成已攻破北京。这些固然有大明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但若稍加缓和未必没有再起的希望，如果说大明最后的希望是来自崇祯帝性子优柔寡断，猜疑心中的话，那这其中言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朝廷局面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说了这么多，并非可以诋毁言官，只是想说明一下，言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有为国家，为了社稷前赴后继，个个不畏生死，的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夸大，事实上，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莫大的作用，当然了，坏处不是没有，这种在明朝后期很能体现，不少言官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尤其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这股力量就变得可怕了。我文中的言官与之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