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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发轩、史可法、吴总坤、戴明杰、詹兆恒、陈思宇、崔云辉和龙建宏等人悉数都来到了京城，吴宗睿登基称帝的时间定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八，这是曾永忠与众人商议之后确定下来的，禀报吴宗睿得到了同意，这期间，曾永忠、洪承畴以及卢发轩等人，不断的上奏折，恳请吴宗睿登上皇帝之位。
有关新王朝的国号，吴宗睿亲自确定为吴，至于说年号，吴宗睿本来准备决定采用公元纪年的做法，这样做简单便捷，不用因为每一个皇帝登基，就要绞尽脑汁的来考虑自身的年号，而且史书也便于记载。
穿越的吴宗睿知晓年号的争论，他最终没有提出公元纪年的建议，公元纪年的来历是以基督纪元，也就是耶稣出生的日子，当初诞生的时候，就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的色彩，而且以公元纪年是1582年由罗马教皇批准实施的，这不符合华夏民族的习惯，吴宗睿也没有打算允许基督教和天主教进入华夏，他可以大规模的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且马上运用到实际之中来提升国力，但华夏民族信奉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还是要继续推行，且要随着国力的提升，不断的往外宣扬。
当然，如果有少部分的人一定要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吴宗睿也不会采取什么手段。
年号最终确定为昌瑞，吴宗睿登基称帝的时刻，就要改崇祯十七年为昌瑞元年。
国号与年号都确定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任用官吏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让吴宗睿绞尽脑汁。
登莱新军实际掌控的地方为北直隶、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以及南直隶，当下登莱新军的势力还在逐渐开始深入到江西与浙江等地，四川与湖广大部分的地方，为张献忠掌控，至于说南方其他的地方，还是一团糟，颇有些各自为主的味道。
除开南直隶与山东，北方其余地方用赤地千里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常年的征伐，后金八旗军的劫掠，让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百姓早就崩溃。
大乱之后的大治是必定的，而且天下尚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吴宗睿需要两头兼顾，一方面中原和南直隶等地必须保持稳定，一方面后金八旗军与张献忠等势力是必须铲除的。
这就意味着，吴宗睿必须要使用能人，使用能够让地方稳定且大力发展的人才。
虽然吴宗睿要求曾永忠来考虑官员的任命和选拔问题，不过这么重要的事情，曾永忠是绝不会专断的，再说了，这么多年过去，吴宗睿从当初一个有些疯癫的生员，一跃成为大吴国的皇帝，已经展现出来一骑绝尘的能力和睿智，包括曾永忠在内的所有人，对于吴宗睿有着一种近乎愚忠的崇拜之情。
摆在吴宗睿面前的是朝廷构架的体制以及重要地方官员的任命问题。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清朝的军机处等等，每一种朝廷官僚体制都有其优缺点，其中明朝的内阁制度与清朝的军机处，将权力牢牢的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应该说，如果认真的做事情，如果足够的清醒，有着不一般的睿智，明朝与清朝的皇帝是非常辛苦的，他们需要决定天下大事，而且很多小的事情也要过问，几乎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处理，将每一件事情都处理的井井有条，这个皇帝就非常厉害了。
吴宗睿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皇帝，这是他无法推辞的，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已经习惯了遵从皇权，不管他们如何的为自身谋求到利益，也不管他们如何的抗争皇权，但骨子里面他们还是畏惧和拥护皇权的。
三十三岁的年纪，年富力强，思维敏捷，也正是做事情的时候，所以吴宗睿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改变朝廷的官僚体制，更不可能抛开以前的一切另起炉灶。
吴宗睿首先确定的是内阁大臣的人选。
内阁是异常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行使丞相的职权，明朝的皇帝经常与内阁大臣一同审议奏折，听取内阁大臣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决定某项政策是不是全面推行下去，如果内阁大臣有着足够的经验与能力，反过来是可以影响到皇帝的。
吴宗睿确定的内阁大臣为五个人，单数便于表决。
内阁首辅自然是曾永忠，暂时不设立内阁次辅。
廖文儒、卢发轩与史可法进入内阁，成为内阁大臣，此外还有洪承畴，也进入内阁。
卢发轩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兼任南直隶总督，廖文儒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兼任登莱新军总兵，留守京城，史可法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兼任吏部尚书，留守京城，内阁大臣洪承畴留京城，他们共同协助曾永忠处理一切事宜。
陈思宇出任辽东巡抚，戴明杰出任河南巡抚，詹兆恒出任陕西巡抚，崔云辉出任山西巡抚，吴总坤依旧担任山东巡抚，龙建宏出任顺天府尹。
这样以来，京城和地方上最为重要的位置上面都是吴宗睿信任之人出任。
这样做的好处是，内阁以及各省的封疆大吏，明白吴宗睿的执政之策，执行起来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