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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能练才是好把式。想要一支战力强悍的精兵，那就不是光靠训练就能练出来的，实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环节。一个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新兵蛋子，永远都是新兵蛋子，不论这个新兵蛋子当了多久的兵。
张宝不打算去攻城占县引起朝廷的注意，但他又希望可以通过实战让梁山的人马得到成长的机会，这样一来，梁山周围的那些歹人跟恶势力就倒了血霉。攻城占县目标太大，而那些歹人以及地方恶势力的影响则要小上一些。
而且针对那些恶人，一来不会引起当地百姓的反感，二来也可以让梁山人马得到实战的机会。恶人都是怕死的，因为坏事做多了，就害怕会遭人报复，为了保护自己，恶人往往就会纠集一帮恶徒在身边。一般恶人都会想法设法与当地官府相勾结，从而让受欺压的百姓无处伸冤，只能忍气吞声。
但梁山这时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给了那些受欺压的百姓一个伸冤诉苦的地方，那些恶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以梁山为中心，梁山上的兵马得到了实战的机会。各营轮流下山“替天行道”，一方面锻炼了麾下的人马，另一方面也完成了“替天行道”的心愿。
梁山上的大部分人之所以愿意跟随张宝干这件会掉脑袋的事，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对大宋朝廷的失望之下，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净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只是其中之一。
通过这些“替天行道”的举动，梁山的人气在周边各郡县的百姓中极速飙升，以至于许多受到欺压的百姓不再想着去官府求告，直接跑来梁山脚下诉苦，请求梁山为其主持公道。短短数月的光景，梁山俨然已经变成方圆百十里的小朝廷，大宋朝廷的政令基本在这个范围内行不通，不过受此影响最严重的郓城县却是一声不吭，自打上任县令时文彬叫张宝给“弄”走了以后，新上任的县令就一直很低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把书来读，除非必要，否则新县令连县衙大门都不出。
倒不是这新县令不想有所作为，而是经过上回张宝这么一“闹”，郓城县上下除了县令以外，从都头到差役，全被换了一批人。原来的差役不是因伤去职就是改行做起了别的营生，朱仝、雷横两个原来的都头更是主动请辞携带家小离开了郓城县。郓城县距离梁山太近，可以说就在梁山的眼皮底下，张宝既然决定要在梁山“落草”，那就不可能允许朝廷的眼线距离自己这么近。
新上任的县令在发现了郓城县的现状后也曾经想要有所作为，可当他悲哀的发现自己已经是羊入虎口，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现状后，他立刻理智的老实了下来。毕竟不管什么人，命只有一条，买官的钱没了可以再挣，可要是命没了，那就真的什么也没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新县令既然是个需要花钱买官的主，那就不用指望这人有多高尚的个人节操。在国家大义跟个人安危面前，新县令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新县令发现自己只要安分守己，那就没人会对自己不利，这样一来，他只要熬过了任期，以后调任别处也不是没有把本钱捞回来的可能。
官场向来便有报喜不报忧的潜规则。上报地方不宁，这本身就是一个坏消息，无异于是告诉上司自己能力不足，治理地方不利。像这种不利于自己仕途的事情，自然也就没多少人愿意去干。
欺上不瞒下，是地方官员维持地方表面太平的常用手段。只要没有被捅出个天大的窟窿，能瞒则瞒，能拖就拖，不这么干的不是缺心眼就是傻子。
张宝能够在梁山如此“自由自在”的行事，也是多亏了这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而在大宋的官场，无论是地方还是朝廷中枢，几乎都秉承着这种做事规则。不到再也遮掩不住，没人愿意把坏消息告诉当今官家。后来的徽、钦二宗在处理外事时屡屡失策，与官场这种不成文的潜规则有着直接关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仅靠只言片语跟自己的猜想来制定方略，能不吃亏才是怪事。
当然此时的张宝要“感谢”大宋地方官员的这种不作为，若不是这些做官的习惯“独善其身”，梁山人马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来去自由，只要不攻击城池，那大宋的官员就只当没这回事。至于那些被梁山人马收拾掉的恶势力，地方官员忙着“接受”他们所留下的“遗产”，自然也就顾不上替他们找梁山报仇了。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梁山如此举动的危害，可问题是这些明眼人大多人微言轻，就算他们去官府报告，手握权柄的地方官员为了多一些“大发横财”的机会，也不会将他们的提醒当回事，有些贪财的甚至反倒将那些明眼人给下了大牢，为的就是不想让这些人妨碍了自己的发财大计。
但凡是被梁山人马盯上的地方豪强，基本上都是颇有家资的。而梁山在将这些人家抄家过后，像金银珠宝粮食马匹一类东西能够带走，但像土地这东西就只能留在原地了。梁山人马出兵一为锻炼队伍增加实战经验，二为“替天行道”，满足自己那颗燃烧旺盛的正义之心。但为了避免引来朝廷的注意，攻州占县割据一方的事情，梁山是不干的。
梁山人马前脚刚走，当地官府后脚就跟着将那些“无主之地”收入囊中，重新进行售卖，从中牟取暴利。而像这种“双赢”的局面，地方官员当然不希望被几个“明眼人”给搅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