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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闹的竹林转眼间只剩下五个人，白居易，刘禹锡，吉旼，鱼恩，还有胖乎乎的李攀。
人虽然少了，可场面并不冷，三个老人家继续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几人聊的大多是些陈年旧事，鱼恩在旁边根本插不上话，只能细耳聆听。
忽然话锋一转，吉旼叹息这说：“只可惜天宝灾乱后大唐直转直下，早已不复往日辉煌。”
天宝灾乱就是后世说的安史之乱，一场让大唐跌下神坛，盛世不在的战争。
刘禹锡就是个直脾气，无论什么时候说话都直来直去：“重整雄风也非难事，只是自穆宗后，常有宦官干政，我等文人早已力不从心。”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第一次发生在东汉。因为主少国疑，外戚长期把持朝政，年少的皇帝只能通过宦官夺回朝政。举个例子，因为三国演义本人们熟知的十常侍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外戚何进已经掌控天下兵马，已经严重到废立皇帝的地步，宦官挺身而出斩杀何进，又有谁能说是错？只是宦官集团与文人集团多有冲突，后世文人都以抹黑宦官为己任，难免让历史评价少些公允。
最后一次发生在明朝，明朝和汉朝不同，明朝的宦官专政起因不是因为外戚，而是文官集团。因为太祖的原因，明朝皇帝可以说是高强度集权，文官地位岌岌可危。这种形势下，促使文官团结自保，几乎没有出现内斗的情况，皇帝的权利反而被文官压制住。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就造成一种结果，皇帝想要听话的大臣，大臣们需要一个高高在上，只会盖章的皇帝。作为皇帝近侍，宦官们又被委以重任。只是让皇帝始料未及的是，这两大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爱好：敛财，疯狂敛财。可怜的大明王朝哪里能禁得住两大集团的高压？等崇祯皇帝即位时，国家穷，百姓也穷，打掉宦官充实国库后，却不料盆满钵满的文臣集团迅速壮大，皇帝再想大展拳脚却寸步难行。
中间那次宦官干政就发生在唐朝，鱼恩穿越而来的当下。唐朝宦官专权从唐玄宗开始，到唐德宗时因为神策军指挥使白志贞的反叛，唐德宗认为满朝文武没有宦官可信，这便把军权交到宦官手里。这么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自唐穆宗以后，唐朝皇帝大多由宦官拥立。
每一次宦官专权都有外因，皇帝受到外界的压迫，威胁才会想到利用宦官对抗。史书上对宦官的评价普遍不高，多把他们塑造为祸国殃民，欺上瞒下的奸邪之徒。其实不然，书写历史的文官集团自古以来就和宦官集团对立，留下许多浓墨重彩也不奇怪。
其实宦官是历史上很畸形的一群人，他们受阉割之苦，很少有人能留下子嗣。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子嗣，少了许多私心，往往更加忠心。再加上身为皇帝近侍，他们更容易受到重用。太监们办事也确实尽心尽力，皇帝用的越得力，权利给的就越多。许多太监也知道权利来自于皇帝，所以在皇帝最看中的忠心方面，远飞寻常文武可比。
刘禹锡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唐朝如今就在仇士良，鱼弘志两个大宦官的控制之下，皇帝许多决策都得经过两人应允。
只是白居易显然有不同看法：“梦得此言有些偏颇，阉人也不全是祸乱，若是没有上柱国公苦苦支撑，大唐说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
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有不同的效果。白居易是谁？大文豪，著名的不能再著名的诗人，历史评价清一色正面，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听在鱼恩耳中说服力自然不同凡响。鱼恩也是因为这句话，对鱼弘志先入为主的观念开始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