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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讲国法，只论乡约道德，譬如“浸猪笼”，男女私通者沉塘，这种剥夺人命的行为，只要族长、长老们开个会，讨论一下就成了。
国法比他们要先进得多！
如有人犯了杀人大罪，地方官捕到犯人，要经过州、省官员审核，再送到京城刑部由刑部按律判决，刑部有权拟定罪名，但杀人权没有，必须由皇帝勾决才行。
重大案件要三堂会审，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们一起审理，对那个犯人定死罪须“全堂阕诺”，即“九卿画押”，缺一不可。
即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二个）少卿，共计九个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少一个堂官不肯下笔，则该人不会死，除非皇帝自行下旨，但这种旨意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国法治理肯定好过宗族（你不能自己打自己嘴巴吧！）。
且中国人的本质，颜常武算是看透了，他们往往有宗族观念、乡土之情，没有国家概念。
无它，宗族影响力非常大，哪怕权倾一时的地方政府大员，或者是拥兵自重的武将，遇到宗族长老，都要客客气气地不敢轻易得罪。
一个宗族的兴盛不是一群穷老百姓就能支撑起来的，那需要富贵人家作为顶梁柱，他们也是地主士绅‘权利’的来源。
包括族长、地主、富农等士绅，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籍此在宗族里呼风唤雨。
颜常武限制土地兼并，分级收缴农税的政策，正是用来瓦解那些支撑宗族存在的那大富大贵之家。
五百亩地以上，农税就是十分之一，整整超过最低等的一倍之多。颜大少不认为诸多中小地主能忍下如此大的亏，他们肯定会把土地分散到全家子弟的名下。
而利益这东西，分起来容易，可日后想要再聚起来就千难万难了。没人会把到嘴的肥肉吐出去给‘宗族’的！
哪里都会有损公肥私、贪污中馈的事情，官场有，宗族有，且不少。
颜常武准备来“实名制”，子民有户口本，在官府册上，实施“保护私有财产”，如准备出台的土地法中，律文明确规定，谁人名下的土地即算是谁人的，属于正规的受国法保护的私人财产。
这么一来，那些地主们，地分还是不分！有得头痛和为难了！
得颜常武的再三解释，孙承宗脸色稍雯，他埋怨道：“这么做风险还是太大了，”
“有何风险？”颜常武无赖地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坐上战列舰逃回台湾，怕什么！”
他还洋洋得意地道：“难不成他们能过海峡来打我？”
有一种“我跑后，管它洪水滔水”和“管杀不管埋”的态度，“你这个死小孩！有这样处理国家大事的？！”孙承宗不由得激动起来，咬牙切齿，想伸手去掐他，让他清醒过来！
没等他发作，颜常武取出一笺道：“偶有所得，请指教。”
孙承宗接过来仔细一看，顿时楞住了，半晌后长出一口气道：“就冲着领袖这首词，我把残躯尽付给领袖，有何惜哉！”
大作，又见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