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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中旬，对于日本的东京这座城市来说，虽然已经过了赏樱的季节，但从单纯气候的角度来说，这个时节才是一年中最适合人们出游踏青的时间。
此时的东京城，还不像后世那样，是一座充满了现代意味的快节奏的摩登大都市，反而是一座以木质房屋为主的，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城市，当和煦的春风轻轻吹过，各色的行人填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这座充满了古典的城市衬托的格外生机勃勃。
东京城原来的名字是江户城，这座原本由江户氏豪族修建的小城，发迹与北条家族，兴盛于德川家族，最终在1868年，也就是明治1年的时候，被明治天皇改名为东京，从此成为了日本的新首都，也成为新日本的象征。
也就是说，日本的东京城这个名字，其实跟明治天皇是分不开的，而明治天皇原名祐宫睦仁，他的名字就是日本兴盛和崛起的标志，因此明治天皇的威望相当高，在日本国可以说是真正的一言九鼎，并彻底改变了天皇在日本长期作为傀儡的历史。
跟明治天皇联系密切的东西除了东京城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词，那就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公认的一大奇迹，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封建国家，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便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脱胎换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切，都和“明治”这个年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完成帝国主义改造，并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
虽然明治天皇的确算是日本民族的大救星。是近代日本崛起的核心人物，但从实际来说，明治维新主要靠的不是明治天皇本人，而是围绕在明治天皇周围的一票维新志士，如坂本龙马等人。
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眼光开阔，志向高远又勇于改革进取的维新志士。日本民族才在夹缝中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时机，至于明治天皇，只不过是联系这些人的一个纽带，或者是一种被供奉在神台之上的一种精神象征，真正实施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崛起的，是那些维新志士。
所谓的维新志士，实际上是一个统称，虽然听起来很革命。但本质上还是以日本古老的地方封建藩主以及下级武士为主，而这些有着浓厚封建军事武装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藩阀势力，因此，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日本上层统治阶级的大洗牌。
换句话说，此时的日本，天皇只是表面上的至尊。是各方妥协后的产物，虽然身份尊贵。而且还开创了日本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但此时的明治天皇手中却没有多少实权，虽然不能说是个傀儡吧，但也绝对不是那种像中国古代皇帝那样，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只能大玩权术与平衡。在各方势力中左右逢源，权力并不像老百姓想的那么大，因此，与其说明治天皇是个改革家，不如说他是个老道的权谋家。
为什么明治天皇主张少说多听。多做模棱两可的决策？不是他不想一言九鼎，而是模棱两可才有更多的退身之处，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天皇的利益，避免跟执政产生过多的冲突，从而在上方游刃有余，而这一切只有到了裕仁时期才彻底打破。
实际上，日本此时的国家大政，几乎都掌握在贵族元勋，也就是所谓元老的手中，这批人就是维新志士的核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倒幕派的地方藩阀，虽然这些人大都不在幕前，但掌握国家政权的内阁成员，却基本都是这些藩阀的代表。
也就是说，此时的日本，倒幕派的贵族元勋虽然逐渐凋零，开始走向黄昏，但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政，所以此时还是藩阀掌权的时代，因此，明治维新时代，其实就是藩阀统治的时代，历史上，只有经过时间的陈酿，特别是大正天皇的民主时代之后，到了裕仁时期，军国主义发展到高峰，新势力强势崛起的时候，藩阀政治才逐渐走向没落。
此时的日本内阁，还是以桂太郎为首相内阁，桂太郎出身于长州藩，是日本的陆军长老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他的主张跟早已退休的山县有朋一致，那就是反对民主政治，主张藩阀统治，因此也叫山县派。
此时的桂太郎，正端坐在家中，穿着随意的和服便衣，在招待一位贵客，而这位贵客也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着号称日本民主最后守护人，大正时代开创者之称的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并非出身藩阀武士阶层，而是出自仅次于“五摄政”家的“九清华”家，所以也是出身豪门，属于官阀阶层，但实际上，他却是伊藤博文的弟子与信徒，思想上走的是资产阶级道路，主张民主政治，因此跟主张藩阀政治的山县派属于对立的阶层。出于政治以及权术的考虑，明治天皇让这两派轮流执政，所以这时期的日本是桂太郎跟西园寺公望轮流当首相的时期，也叫做桂园时代。所以说，此时坐在这里的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就是日本此时的权力代表，他们两个的决策，基本也就决定了日本国的大政方针。
虽然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政见不合，但私下里，他俩人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串门，并在私下里对一些大政方针做一些私人的辩论。
但是，此时西园寺公望的拜访，却绝对没有像平时那种串门子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带有别的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对桂太郎来说，却绝对不能算是个好消息。
“这么说，你们都决定了？”桂太郎表情淡漠的看着西园寺公望，“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让我下台？”
“不是我迫不及待。”西园寺公望也淡漠的摇摇头。接着拿手指指了指上方，“实在是您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上面跟元老们都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已经失去耐心了，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陛下才不得不如此。”
“大失所望？呵呵，看来那件事都怪在我的头上了。”桂太郎冷笑了下，“难道我镇压那些目无尊上的大逆不道分子也有错么？如果任由他们这么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我们大日本的国体了，恐怕你跟我，还有我们的的家族，也早晚要死无葬身之地！法国跟俄国的事情，还不够让我们警醒么？”
桂太郎口中的那件事，实际上说的是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是日本这时期相当著名的一个事件，正是这个事件导致了桂太郎内阁的倒台。
具体而言，这个事件是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的明科锯木厂里，有一工人被查出携带了炸弹到厂。
工人带炸弹进厂，虽然情况恶劣，但这只能说是个个案。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宜过早下定论。然而，政府却一口咬定这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他的行为是要搞破坏，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在1910年的6月，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
之后，这件事逐渐开始失控，有了扩大化的迹象。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政府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
很快，经大审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为死刑，另外两人为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日本国民和世界其他人民的愤慨。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很多日本以及非日本籍的群众都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各国政府也在借机谴责日本。在日本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12人却于1月24日被处以绞刑。
除去正义性不谈，在这件事情上，桂太郎的政府的确做的有些不够谨慎，行动太过粗糙。因为就算要找借口抓捕社会主义分子，打压社会主义力量，但你起码也要做的像样一点，怎么说也得把证据搞的漂亮一点，更有说服力一点，只是单凭一个带了炸弹的工人，单凭一个屈打成招的口供，很难有多少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