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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听小玄烨欣然同意自己关于举荐魏裔介为新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之事，虽然是只是一个“毫无实效”的口头承诺，但汤若望依然大喜过望，情不自禁再次挪动自己不太利索的双腿，站起身来毕恭毕敬作揖行礼，并且称颂道：
“老臣多谢小爷眷顾！有了魏裔介、魏石生之助力，老臣愿意会同在京的其他教士，一起多多教习四译馆的各色通译。如此一来，我亦有信心能够让大清的通译之才多多涌现，中西交流得以更加顺畅！假以时日，天主福音也必定能够更加顺利的在大清广为传播！”
弘毅也急忙从座位上跳了下来，有模有样得扶起半弓着身子的老洋头，笑着说：
“呵呵，老玛法怎么如此客套？不过，玄烨身居宫中，倒还真是去过您的南堂，却一直没有机会，进而有幸结识您在京的同会其他兄弟呢！”
“哦，现如今在京师的，除了老臣，已经晋铎的教士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等几位兄弟了。”汤若望一边趁势拖着病腿坐回圈椅，一边随口答道：“只不过他二人却都是暂居在八面槽的家中，并不和老臣住在一起，故而两位兄弟还未曾得以拜见小爷。”
“哦？利类思……安文思……八面槽……”弘毅却是自顾自地自言自语起来。
“是，正是八面槽。就在金鱼胡同西口以北、灯市口西口以南那一段，靠近**府的地界。老臣在前明之时。听人说在这条街中间的水井旁边，有一个八面形的饮牲口用的石槽，‘八面槽’故而得名。”汤若望以为不常去东城的小玄烨对此地名不知所谓，故而详加解释。
“哦……”
弘毅明显对“八面槽”这个王府井大街上的历史地名不感兴趣，依旧若有所思的样子。
“不过，小爷，他们也只是暂居那里的，毕竟他二人还是戴罪之人……”汤若望对“无所不知”的小爷还是沉思不语有些吃不准，只好又主动交代了一个“细节”——戴罪之身。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弘毅终于想起了什么，接过了话题。
“您自然知道他们当年在四川委身投靠张献忠那贼寇的事……”汤若望毫不奇怪弘毅说知道此事。
“呵呵。当年之事就不必再提了。”弘毅点头应对。却想着另外一处。
原来，这利类思和安文思，是和汤若望几乎同一时代的耶稣会教士，也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和汤若望同在北京。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岛贵族出身。他于1635年4月13日启程赴中国传教。先赴澳门学习汉语，1642年前往成都传教，并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教堂。
而那个安文思。是葡萄牙籍的耶稣会教士，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据说是为斐迪南?麦哲伦的后裔。他比汤若望和利类思稍晚一些赴华，大约是1640年抵达中国传教的。来华之后，他就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并参与了后者在成都天主教堂的草创工作。
不幸的是，这之后不久的1644年，“八大王”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攻入了四川，并于当年十月建“大西朝”，称“大西皇帝”。张献忠知晓万历皇帝重用教士利马窦、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的故事，得知有此两位“西来教士”，就照葫芦画瓢，命令礼部派人迎接。
礼部官员将二人接回成都后，张献忠于接见之时，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备顾问，并封“天学国师”，接见完毕后又命某大员携点心各色、绸缎数匹、白银百六十两、袍套各二件，送至二位司铎之处，又规定以后每人每月给库银十两。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两位传教士不得不像汤若望所说，委身于“西贼”，给他做起了“洋顾问”。
如此不算融洽却又尚且有些“上道”的“组合”，直到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在肃王豪格率领下突入四川、张献忠被杀、大西军溃败之时才得以结束，两个教士也被清军所俘。豪格接到报告后，也亲自接见了两位教士，一问才知道他俩是汤若望的朋友，而这时的汤若望已在清廷的信用之下修订完成了《时宪历》，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可谓蒸蒸日上。于是，豪格令人将二位教士送到北京。因二人在张献忠政权担任伪职的关系, 为安全起见, 进京后即留在肃王府中“当差”一年。后来因为豪格“倒台”他们才得以出了肃王府，并在汤若望的协助下开始干起半公开的本职工作——传教。
不过，弘毅倒不是很关系这些往事，而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近亲。于是，笑着说道：
“您说他们暂居八面槽，此宅子可是我舅父佟国刚所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