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一章——教父与义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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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宣武门内,未英胡同,南堂。

大清太常寺卿、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并赐二品顶带、号“通玄教师”的汤若望,此时却带着一脸昨夜的倦容,披着一身耶稣会会服,少有的变身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司铎【教士】。

“万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礼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礼拜日】。但奴仆为了传颂福音于大清帝国,只能日夜殚精竭虑处理政务,也不敢因忙于教务而延宕政务。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祷告,祈求您的原谅吧……阿门!”

汤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诚的跪在圣像面前,念念有词。

自从1617年在罗马“晋铎[1]”之后,汤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为天主终生服务”的强烈愿望下,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一员,被罗马教廷派往万里之外的中国传教。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之前的所有耶稣会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动传送教义,必然被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所远离,若要顺应形势,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艺术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作为。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总要有一方面会受到各种牵绊。

而“先行者”利玛窦的因势利导,为成立较晚的“新型修会”耶稣会[2]开创了一条“服务执政阶级、寻找政治庇护以求传播教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多年努力。现如今耶稣会在中国各省建有传教士住院已达到三十多所,来华教士已经有70多人,教徒人数多大近二十万[3]!而几乎同时、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来到中国的方济各会[4],现在却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会[5],这个数目也仅仅是区区的“二和一”!故而,耶稣会和“同宗”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由于路线不同,终于渐行渐远、心生龃龉。

“同宗不同派”的天主教修会之间的争斗,在利玛窦入华不久就展开了。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天主教“华化”争论的第一人。他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在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主神”(deus)译为“陡斯”。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天主教礼仪“华化”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原来,前几日从罗马教廷传来最新消息,说老教皇英诺森十世于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随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罗五世的曾外孙法比奥.基吉,他于4月7日已经当选为继任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七世”。对于此人,汤若望虽然未曾谋面,可陆陆续续从澳门传回来消息,却说新教皇十分开明,已经表露了诸多关于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区“本土化”的意思。最为关键的是,新教皇还明确表示,有在中国特设“宗座代牧区[6]”来管理中国教务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汤若望就有可能改变长久以来“有名无实”的尴尬,成为“宗座代牧”,位同“领衔主教”。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铎”。也可以多多少少摆脱澳门主教的遥控指挥,无论是服务清廷、开展教务,还是打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许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天主教礼仪“华化”的争辩。该盼来“尘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诚祷告的汤若望。还是情不自禁、义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晋牧’之后,看你还怎么和我唱反调!说我什么担任大清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你们懂什么!不如此,福音何以东传……”

自顺治五、六年起。以这个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就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万里迢迢将此事提交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来解决。1644月3 日,时任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作出口头裁决,也是其在位期间的最后几道裁决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三愿”和“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

所谓“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汤老玛法有多不容易:要传送教义,也要勉力当差,还要同其他传教士来整合关系!虽然这许多年下来,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关系逐渐稳固下来,但深层面的隔阂却一直悄悄躺在那里,谁也不愿意轻易触动,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拿出来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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