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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前，中国的大学招生考试，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
从1938年开始，中华民国教育部进行统一招生。全国被化为15个招生区，主要考区都在西部，毕竟东边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各省考试机关可保送优秀高中毕业生，这些人不用参加考试，但保送生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10%。
每年六月底发准考证，七月初开考，八月份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京派文学家”的汪曾祺，今天为了考西南联大，不得不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去越南，再从越南走陆路来到昆明。
为了保证准时考试，汪曾祺提前大半个月就来到昆明。他混进学生宿舍住了好几天，每天跟着大学生们一起上课吃食堂，居然从头到尾都没被发现异常。
今天，汪曾祺适逢其会，遇到了周赫煊出钱请大家吃猪肉。四十年后，他在一篇名为《周明诚和西南联大》的文章里写道：
“西南联大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其中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在昆明的西北角，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在借居于昆明城内和城西。我来到西南联大的第五天，便遇到后来被校友们津津乐道的盛会——周明诚杀猪宴。”
“当时，工学院的师生接到消息，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前来赴宴。临近天黑的时候，人人打起火把穿街过巷，让昆明的警察如临大敌，以为学生们要搞运动了。师范学院离校本部要近一些，他们唱着《大刀进行曲》，但把歌词改成了‘大刀向肥猪们的头上砍去’，颇有些‘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慷慨热血。”
“我不远千里报考西南联大的原因，主要是那里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还没参加入学考试，就见到了名扬四海的周赫煊先生。他这次带来的不是小说或史学著作，而是十头大肥猪，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烟。”
“香烟属于战时管控物资，买几包只要有钱即可，但大量购买且是上等好烟，那就比较困难了。后来我听人说，周先生让保镖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了龙绳曾（龙云的三儿子），那些肥猪和香烟都是龙三公子紧急调拨的。”
“这些香烟背后有故事。周先生刚到昆明的时候找人问路，正好遇见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黄教授自己掏钱给学生做实验，穷得连烟都买不起，在售烟小贩身边徘徊许多，才忍痛买了两根当场大口大口吸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