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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大如年,在中国传统风俗当中,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仅次于农历新年。
然而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农历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冬至跟春节一样被官方取缔了。反倒是“西人冬至”、“外国冬至”愈发流行,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识青年群体中,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重要。
所谓的西人冬至、外国冬至,就是圣诞节。
因为只要没有农历闰月,则每年的圣诞节,日期都在中国冬至的三天以后。所以从晚清时候开始,国人就把圣诞节称呼为“外国冬至”,直至20年代才普遍称呼为“圣诞节”。
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特么就是外国冬至,即便到二战结束都还有人这么喊。
老蒋上台执政以后,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圣诞节这种洋人节日备受打压——他一边跟老婆过圣诞,一边又看不起圣诞。而为了跟西方圣诞节竞争,老蒋还弄出一个中国圣诞节,即孔子的生日。
搞笑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没有依据中国农历来计算,而是定为每年公历的8月27日。孔夫子如果死而复生,肯定自己也感到纳闷儿——这日子咋算啊?
每年国民政府都要给孔子过生日,被戏称为“土圣诞”,而耶稣过生日那天叫“洋圣诞”。
那时的圣诞节就已经商业气息浓厚了,咱们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广告词:“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就是——绿树牌雪茄!”
对,就跟后世春节在包装上印“新春礼品”一样,民国时期的圣诞节包装都印着“冬至礼品”。
或许,民间热衷于过圣诞节,并非全部崇洋媚外,而是政府把冬至给废了,老百姓只能借着过圣诞的由头过冬至。
1938年的圣诞节,中国老百姓过得很不好,在中国的犹太人就过得更不好。
幸好,犹太人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虽然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
现在上海最富裕的两个犹太人,正坐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从年初到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已经过万,都被沙逊和嘉道理腾屋子安顿下来。沙逊我们知道,上海首富嘛。嘉道理也非小人物,半岛酒店就是他的产业。
后世有人认为,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为1万4到1万6左右。这是受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设立犹太隔离区之后的数据,还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没有被统计入内。
实际情况是,仅在1940年底,“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就接纳了2万3千多犹太人——此组织为嘉道理建立。而除此之外,还有沙逊建立的“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沙逊的能量更大,接收的犹太难民更多。
极有可能在1941年以前,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就已经超过6万人。
沙逊抽着雪茄,吞云吐雾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不仅答应在上海建立犹太难民区,还愿意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二是跟中国人合作,孙科先生答应说服常凯申,为犹太人在云南开辟难民区。”
嘉道理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跟中国人合作,日本和德国走得太近了。”
沙逊反驳道:“但中国的局势很糟糕,说不定哪天就被日本吞并了。而且,现在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在上海和哈尔滨,这两个城市都是日本人的地盘。如果选择跟日本合作,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加顺利。”